人类文明的诞生和进步与知识的进步直接相关，为此，“知识创新”既是文明诞生的基础，也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知识”包括“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体系但它都以智慧劳动为核心；知识又分为“已有知识”和“未知知识”两大领域，“知识创新”既包括对“已有知识”的深入认识和重新发现，更包括对“未知知识”的不断探索和科学创造。就历史科学而言，“已有知识”主要是指传世的历史文献、档案等等，“未知知识”则是指埋藏于地下、水下的过去不为人知而有待人们前去发现、揭示和系统认知的遗存对象。

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都知道，每一次走进田野都可能是一次宝贵的知识创新活动，也是一个极其令人着迷的知识创新过程。即以考古学者对自己发现物的命名为例，当我们发现一处遗址、一种遗迹或一件遗物甚至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予以命名。按照张剑先生的说法，“命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随意的、毫无目的的行为，“命名背后可能表征着认识、占有、掌控等含义”。当然，考古学家对发现对象的命名有其规范的方法和路径，因为每一个命名或创造的概念背后都隐藏着对一个新的知识内涵或知识体系的科学认知，这种新的发现及其命名作为知识创新成果，意味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新的“占有”和“掌控”。它与商业目的的命名不同，这里仅仅表明一般的命名逻辑，即“谁先发现，谁有权命名”，但考古学者发现的知识权力却并不为发现者所独立拥有，作为知识创新成就，考古学家发现的知识成果是属于整个人类的，这是每一个考古学家应有的胸襟和职业道德。

人类在诞生之后的五六百万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过无限的事物，但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最多不过三四千年，况且古代即使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也只是少数文化人利用有限的材料编写的社会上层的历史，99%以上的历史时段和历史人物是根本无法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他们的踪迹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事实意味着人类文化及文明创造过程中的大多数事实和智慧处于“失踪”的状态，它呼唤我们去寻找、发现、求索恢复，这样的过程天然的具备知识创新的本质和特征。还是以考古学家对他本人发现的遗存的命名为例，无论地下埋藏着多少人类既有的创造，但只要是尚未被发现和命名，它就仍然是属于“未知知识”的领域，正如张剑先生所说，“还没有被命名的事物，肯定就是语言无法定义的事物，或是没有被认识的事物，或是没有被占有、不可掌控的事物，是认识论上的‘新大陆’。凡是能够被命名的东西，都是已经被认识或能够被认识的东西”。

回顾一下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以来的不足100年间，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龙山文化”“良渚”“陶鬲”等等，到如今难以计数的已获命名的人类化石、遗址、遗迹、遗物、时期、类型、文化、文明等等，考古学家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为我们的社会发现和创造了大量的新概念、新知识，揭示了先民无数的文化创造成就和曾经消失的文化奥秘。

这些知识创新成就走进了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建筑学、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城市学、历史地理学、艺术学、文学、旅游、影视作品等等，走进了教学课本、儿童读物、动漫游戏，走向国内外的千家万户，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几乎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和认知能力。它的传播、启迪、创造、开发的价值难以评估，而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其实就起源于考古学家的每一次必然或偶然的发现及其命名与阐释的活动。为此，我们经常说，考古学者对发现的对象进行命名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创新过程，命名背后隐藏着每位学者独特的智慧劳动和思维能力，包含着科学的严密性、规范性、逻辑性、系统性、可证性和可重复实验性，任何一种命名都包含着对发现对象的时间、空间、内涵、性质、功能、动力、特征等方面的认知。一个命名就是一个新概念新知识的诞生，若干的知识创新点构成了整个考古学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看上去是由考古学家自我发现和主观命名的，但实质却是人类创造力和创造规律的客观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家也是科学家，考古学是事实上的知识创新科学。

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对考古学的知识创新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中国考古学没有获得广泛的重视。中国从事考古学的队伍太小，投入严重不足，很多城市连一个职业的考古学者都没有，许多城市和大学也没有展现先民既往成就的高质量博物馆，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的创新资源在建设中被大量破坏和流失，在中国正面临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迫形势下，我们盼望着这种让人痛心的遗憾能够尽早得到改变。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4年8期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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