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要的概念与范畴，以至于产生了专门的道家、道学、道教、《道藏》等等成就。《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谓脍炙人口。我们这里说的考古学问“道”之“道”，当然不是指“道家”之“道”，而是指事物的缘起、动力、机理、规律、法则等。

　　考古学探索了什么“道”？

　　第一，认识了地球上“道”的运行演化序列：从“天”道到“人”道到“文化”之道，再到“文明”之道的先后顺序之“道”。借助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考古学家认识到：138亿年前宇宙诞生；46亿年前地球诞生；30亿年前地球生物诞生；5.15亿年前地球生物中出现脊椎动物；7000万年前脊椎动物中诞生灵长类动物；700万年前左右在灵长类动物中分化出“人科动物”；300多万年前在“人科动物”中终于出现了能够制造石器及创造出地球上最早的旧石器文化的“直立人”；距今20万—10万年间，地球上“智人”或现代人种群出现。人类自创造旧石器文化之后，又相继“发明”语言、用火、原始宗教。在“智人”时代，次第发明建筑、陶器、农业、磨制石器、城市、一夫一妻制家庭、金属冶炼技术、文字等等。到5000年前左右，终于“创造”出“文明”，进入以“国家”形态为代表的崭新时代。考古学家致力于对300多万年以来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的发掘、观察和分析，深刻认识人类史上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各种文化、文明成就及其影响，揭示了人类走过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乃至今天的百万年历程和进步规律。

　　第二，考古学重视人地关系之研究，即人及其文化的生存、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环境资源的支撑和制约，其中包含的还是“天”道与“人”道及“文化”之道的关系。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区域性文明的出现有早有晚，文明的规模或大或小？为什么地球上存在不同的国家文明或文明共同体？为什么有的文明会持续发展，而有的文明会突然衰亡？考古学通过揭示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发生、差异、兴亡背后隐藏的复杂的人地互动关系可以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今天，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人类仍不能逃脱大自然的控制，更何况生产力水平很低的远古时代！这也是考古学探讨的最高之“道”，正如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生死存亡之“道”一样。

　　第三，考古学研究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人类的文化创造类型及其功能，以求得文化创造者本身的生存需求、思考方式与创新能力，亦即探索人的生存之“道”。考古学家发现，在同一个时间尺度下，平原、河谷、滨海、盆地、山区、草原、岛屿、沙漠、绿洲、高寒等不同地区的人群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结构甚至文明形态；同一地理环境背景下，不同时代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样式。这种“文化”因时因地的变异，实际展现的是人的生存需求、智慧、能力与环境所能提供条件之间的耦合，其中饱含着人类艰辛、劳苦与反复的摸索和突破。为什么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会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成就？我想，“创新规律”也是属于“道”的问题。如果没有持续的“创新”，人类不可能走到今天。至于不同时间、空间和人群的创新能力及其具体成就问题的研究，在考古学中，相关实例俯拾皆是，关键是我们的研究能否达到“道”的水平和质量。

　　第四，考古学研究各种文化事象起源时的时空形态结构和原理，有人称之为“文化基因”研究，实际即为“文化”之道的研究。如研究玉器或玉文化事象的起源，会涉及玉质“灵物”及其崇拜观念的起源，可能还会涉及萨满教的问题；研究城市起源，会涉及人口增殖、族群分化、“圣地”建立、城乡分离、社会复杂化、政治起源等问题；研究一夫一妻制起源，会涉及两性关系、私有制和财富观念的变化、族群的瓦解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等问题。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源起都包含着后来延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此即“道”在其中，探讨万物起源之“道”，就是探讨万物运行之机理。考古学对此既有研究的条件，更有研究的必要。

　　第五，考古学研究事物发展演化的轨迹、谱系和演化之道。事物的发展存在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兴盛到衰亡或转型的运动规律。考古学家善于从细节上把握不同的文化及社会现象的运动及演化过程，包括具体的工具、材料、工艺、技术、器型、纹饰、结构、布局等，特别是对特定对象的谱系生成和时空拓展有着敏锐的洞察把握，再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揭示其潜在的原因和原理，从而让人们深刻地认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历史镜像和文化景观，以推源溯流，由流返本，明悟见性，从中获取无穷的智慧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