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港口、沉船和贸易品是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遗存，而尤以港口遗迹最具代表性。

古代海港城市一般选址于河流入海口，这样对内可以依托内河航运形成的贸易网络，对外便于接驳海洋贸易体系，同时还可以规避的海洋风暴和海盗袭击。以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例，晋江水系上游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顺江而下，海运大船则自泉州湾溯江而上，二者在泉州港江口码头一带交汇接驳，由此而形成了声名远播于海内外的东方贸易大港。

近年来学术界对泉州港和漳州月港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为适应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内陆城市的海港城市形态，我们称之为“海港模式”，它包括一系列的考古遗存，如：市舶司、码头、航标塔、港市、祭祀设施、仓储设施、渠运设施、窑址、海防设施等等。以泉州港为例，这里有管理海洋贸易的市舶司，有作为航标塔的万寿塔与六胜塔，有作为贸易集散的泉州港码头（石湖码头、美山码头和文兴码头），还有适应海洋贸易的祭祀与宗教设施，如九日山祈风石刻、天后宫、清净寺、通淮关帝庙、开元寺、真武庙、灵山伊斯兰圣墓、草庵（摩尼教寺院）等遗址。

泉州清净寺遗迹（始建于1009年，姜波/摄）

以海港为联接点，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贸易网络。古代中国人的海上贸易线路，以郑和航海时代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线为：南京-泉州-占城（越南）-巨港（印尼）- “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印度）-忽鲁谟斯（波斯湾口）。这条航线将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并进而延展至东非和地中海世界。

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贸易者建立了有别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港口贸易航线。以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例，二者各自依托其海外开辟的港口枢纽，形成了东、西两大世界贸易体系，葡萄牙人的贸易线路为：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西班牙人的贸易线路为菲律宾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秘鲁。澳门-马尼拉则是对接葡萄牙人贸易网络与西班牙人贸易网络的航线。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港口

（采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形成了诸如广州、泉州、马六甲、古里等著名国际海洋贸易集散港口，同时还形成了诸如斯里兰卡、琉球、马尔代夫这样的贸易枢纽地。而在古代中国，由于面向东南亚和东北亚海外贸易的发展，分别形成了广东上下川岛和浙江舟山群岛两个“放洋之地”（意即“远航出海之地”），这种孤悬海外的离岸贸易集散地，可以看作是海港城市的另一种形态。

海港遗址出土的舶来品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实物，如合浦港出土的金花球串饰（地中海风格）、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罐（源出波斯湾地区）、宁波港出土的高丽青瓷、广州港出土的威尼斯银币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画像作品中显示的港口城市洋船云集的图景，可谓相得益彰。

反映1750-1800年广东港情形的“广州城一览图”

海港遗址为探究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考古遗存。泉州出土的多种语言碑刻，展示了作为国际性海港城市的族群与语言多样性。例如，泉州发现的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阿含抹”墓碑，用汉文与波斯文两种文字书写，阿含抹本人则是一名波斯-汉人混血儿，生动说明了当时的泉州港族群融合的实施。波斯语是当时海洋贸易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因如此，郑和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泉州，在泉州招聘翻译，史称“通事”。《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的作者费信与马欢，就是当年郑和在泉州招聘的两位“通事”，其作品成为研究郑和航海的珍贵史料。

海港遗迹突出地体现了古代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遗产价值。如泉州港的开元寺（佛教）、真武庙（道教）、天后宫（妈祖）、清净寺、摩尼寺以及印度教、景教遗迹，生动展示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再如斯里兰卡加勒港出土的“郑和布施锡兰山碑”，是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树立的一块石碑，碑文用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书写，分别记述了中国皇帝向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主神供奉的辞文，堪称反映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相互交流的代表之作。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