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曾经有多少王朝与政权兴盛之后又衰败下去，有多少都城曾经辉煌，如今掩埋于地下。唯有高昌故城，城墙巍然屹立，城门清晰可辨，佛寺鳞次栉比，坊市还依稀犹存。1879年，俄国人阿尔伯特·雷格尔来到高昌故城，将其描述为“筑有很厚围墙的一大片墟址”的“一座古罗马般的城市”。雷格尔对高昌故城考察，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 ...

陈爱峰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任西北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和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中国史研究》《中国藏学》《宗教学研究》《西域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曾经有多少王朝与政权兴盛之后又衰败下去，有多少都城曾经辉煌，如今掩埋于地下。唯有高昌故城，城墙巍然屹立，城门清晰可辨，佛寺鳞次栉比，坊市还依稀犹存。1879年，俄国人阿尔伯特·雷格尔来到高昌故城，将其描述为“筑有很厚围墙的一大片墟址”的“一座古罗马般的城市”。雷格尔对高昌故城考察，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也揭开了新疆文化考察的开端。一位考古学家曾经这样说：“如果想知道盛唐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就来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时长安远在西域的翻版。”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高昌故城:

一、形制与布局

高昌故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30余公里的二堡乡，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第一大中心城镇，郡所、县衙、州府、王宫历代相沿，多少公文由此发出，往来使者身影匆忙。它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后勤保障，也是中央政府掌控西域的权力中心。

故城总面积约198公顷，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包括内外相套的“可汗堡”、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城墙主要以夯土夯筑，有城门遗址；外城墙体有马面等军事附属设施。此外，城外还发现有护城河的遗迹，这与历史记载不谋而合。《旧唐书·高昌传》描述侯君集攻打高昌城时，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命士卒填其隍堑，发抛车以攻之。又为十丈高楼，俯视城内，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所谓“隍堑”即为护城河。

在唐代，城内的居民常常用护城河的水来灌溉城南的田地，由于用水无序，从而造成纠纷，最后大家推荐德高望重的老人董思举来分配用水。董思举独辟蹊径，在护城河边设立“水牌”，通过翻转“水牌”从而使得用水开始秩序化，由此解决了居民的纷争。此刻，如果你在故城的南门，开目见到的是苍凉雄壮的黄土城墙，毫无色彩可言；而闭目细品这个故事，一幅生动的画面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你仿佛能看到一千多年前城里居民围绕在护城河边吵闹的身影，也仿佛能看到留有长长花白胡须的老人董思举和蔼而又不失威严地举着“水牌”的身影。随着护城河水静静地流淌于田间，你又仿佛看到绿油油的麦苗在饥渴地吮吸着甘甜的“乳汁”，甚或能听到嫩亮亮的葡萄叶子发出“瓷瓷”的生长之音符。这时，你或许会感叹，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高昌故城啊！

高昌故城内分布有大量宗教建筑遗址，举目望去，俯拾皆是，如著名的西南大佛寺（插图5：高昌故城西南大佛寺）、α寺、M寺、东南小佛寺以及五塔寺等。据德国人格伦威德尔所绘故城平面图，我们可知在20世纪初，城内还残存50余座宗教寺院。麹氏高昌时期，上至国王、公主、皇后、王子、高级官僚机构，下至各级地方官府和一般民众，都施财建寺。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粗略统计，麹氏高昌王国存在的一百四十余年中，修建的佛寺有二百所以上。当然，这二百多所寺院是整个高昌地区的全部寺院，高昌城作为麹氏王国的国都，以一半言之，亦不为过。这些佛寺大多以建立者的姓称呼，如阴寺、冯寺、马寺、张寺、杨寺、许寺、侯寺、赵寺、韩寺、苏寺、索寺、麹寺、令狐寺等等，反映出当时高昌聚族兴建佛寺和家族信仰的特点。有的佛寺则以官职名之，如抚军寺、和郎中寺、都郎中寺、焦郎中寺、索郎中寺、给曹寺、大司马寺、宿卫寺、田地公寺、永安公主寺、太后寺等等。有的佛寺以地名名之，如北刘都寺、南刘都寺、伍塔寺、浮桃寺等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诗句，以四百八十寺来描述南朝佛教兴盛的境况，而区区一高昌城竟有佛寺一百余所，若我们将其冠之以“佛都”，应该也是恰当的吧！

然而，高昌城的宗教内涵绝不仅限于佛教一隅，摩尼教在这里也曾经异常繁华，回鹘人西迁后，有一支辗转来到西域，最后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定都高昌城，由此也把他们信奉的摩尼教带到了这里，并将原来城内的许多佛寺改建为摩尼寺（插图6：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α遗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来到高昌城并盗掘了大量精美的摩尼教壁画、麻布画以及摩尼教经典。此外，城内和城的附近还有道教、祆教及景教寺院。高昌城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了不同的宗教在此弘扬，并扩散至四方。当然，信仰宗教的主体——各民族在此也能够和谐共处，演绎出一幅各民族共居的生活场景。

新近的考古发掘显示，在西南大佛寺周边存在有大片的居住遗址，考古学家称之为“排房”，概因其排列整齐而得名。据粗略统计，共计有房间93间，分为双室套间和单间两类。这些房间又分为若干组，每组均有院墙围砌，并有一个小型的庭院。此外，在城的西北部也发现有居住遗址；城的西南部亦有类似居住遗址的房屋。这些居住遗址，均分布在城的四角，据此我们推测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载的东南坊、西南坊、西北坊、东北坊。

中古时期，人们常常把一个城邑划分为若干区，通称为坊，居民则聚居于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高昌城内的坊，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当年坊内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只能依靠出土文书才能明了一二。如家住东北坊的氾显祐，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个参军，家中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五人：现任妻子“姨母”；原配妻的两个女儿，一女出家为尼（遗嘱中称为师女），一女名欢资，大概是丈夫去世了，因此搬回来和氾显祐住在一起，还养有一个小外甥女。此外，还有一个奴仆名致得。在延寿四年（627）四月八日这一天，氾显祐突然决定要立一份遗嘱，将身后之事安排妥当。于是，将石宕渠旁边的葡萄园给了“姨母”，宅院给了欢资，仆人致得交给了师女。除了这些院宅奴仆之外，还有些盒子、衣装之类的浮财，便让她们各自分了一些。

唐西州时期，高昌城内又增加了若干个坊，其中安西坊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安西坊可能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高昌城内时设置的，坊内有著名的佛寺玄觉寺、崇宝寺和道观紫极宫。我们暂时不说玄觉寺与崇宝寺，单说紫极宫就很有意思。唐代皇帝标榜老子李耳为其先祖，故对老子及道教十分崇奉。唐玄宗还三番五次下诏在两京及各州建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三月又下诏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高昌城的紫极宫就是在天宝二年三月后不久建立的。紫极宫内供奉老子像，唐代末期，还可能供有玄宗皇帝的像。然而，如此显赫的紫极宫如今早已踪迹不见，令人扼腕叹息，就连安西坊由于没有明确的方位标志，也是不得而知其所在，只待将来高昌城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来揭秘了。

二、历史沿革

我们大致勾勒了高昌城的形制与布局，下面再了解一下高昌城的历史。

高昌城滥觞于西汉的高昌壁和东汉时期的高昌垒，高昌壁（高昌垒），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军事性壁垒，汉朝政府为了与匈奴争夺车师，在今吐鲁番盆地内设立了许多军事性壁垒，高昌壁只是诸多壁垒中的一个而已，后来随着戊己校尉的治所搬进了高昌壁，高昌壁的历史地位才逐渐上升起来。

关于高昌壁的得名，《北史·高昌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高昌故城建造于火焰山南麓冲积平原地带木头沟河绿洲之上，地势比较开阔，然而其海拔只有四五十米，根本谈不上“高”，人口更谈不上昌盛。据专家研究，“高昌”一词，来源于敦煌县的“高昌里”。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获取了大批文书，其中有一件文书特别值得细细品味。记载了西凉国时期（具体时间是416年），在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有一个村子叫高昌里，村子大约有五十户到一百户人家的样子，其中有九户是兵吏的户籍。事实上，“高昌里”这个村子的出现，比416年还早，在敦煌发现的一枚汉简里，上面赫然写有“敦煌高昌里”字样，时间是西汉末期的公元8年。

在西汉，不仅车师前国的屯戍士卒，就是整个西域的屯戍士卒，也都是就近从凉州特别是敦煌派出的。这些士卒随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去西域和车师前国屯戍，应是按籍贯编排组织的。其中，敦煌县的高昌里派出士卒应该很多。他们大部分随戊己校尉去车师前国屯戍，并独立编组，成为一个军事单位。他们被派往今高昌故城这块地方筑壁居住，为表示对故里的怀念，名之为高昌壁。

魏晋时期，高昌既不是壁，也不是垒，处在脱离壁垒，向城市、郡县过度的阶段。东晋咸和二年（327）十月前后，前凉张骏在吐鲁番盆地设立高昌郡，以高昌城为郡的治所，使其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城市，而非之前的单纯性的军事性壁垒。作为郡县级的一个城市，高昌城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城市的功能也更加复杂化，由之前的官员办公、军民居住，发展到宗教性建筑的介入。前凉张骏之后，高昌郡又先后隶属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频繁的政权更替，对高昌城来说是喜亦是忧，是福亦是祸。积极的影响是，每个政权建立后，都会对城池进行改造与修建，这自然推动了城市的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带来饥饿与灾荒，生灵之涂炭。

《资治通鉴》记载：“唐契之攻阚爽也，爽遣使诈降于沮渠无讳，欲与之共击契。八月，无讳将其众趋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闭门拒之。九月，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所谓“屠其城”，指的就是屠杀全城的居民，这将是多么惨然的一幕啊！然而，佛家自有慈悲之心，历史也有其温情的一面。当初，沮渠无讳由于北魏的攻逼，准备向高昌转移，就询问了国师释法进，法进告诉他，只要你有心，定会成功，但战争之后恐怕会有灾荒。沮渠无讳攻占高昌后的第三年，即444年，猝然死去，沮渠安周继位。在这一年，高昌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尸横遍野。作为国师的法进，多次祈求安周，让他打开国库，但库存十分有限，安周拒绝了国师的请求。无奈之下，国师效法释迦摩尼舍身饲虎之故事，这一泣鬼神的壮举最终感动了安周，决定开仓散粮。回宫后的法进，在听到诏令后，于第二天早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在高昌城的北郊，沮渠安周为法进举行了隆重的茶毗仪式，“烟炎冲天，七日乃绝，尸骸都尽，唯舌不烂”。就在法进火化的地方，百姓们为他修建了墓塔，并在塔前树碑，纪念他们的国师。今高昌故城北面的台藏村有一大塔——台藏塔，是否就是当年法进的纪念塔，亦为可知。

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柔然攻高昌，灭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为高昌建国之始。此后，又经历了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麹氏高昌。在这四姓高昌国政权中，以麹氏高昌立国时间最长，高昌城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诸多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城规模的急剧扩大。隋朝初年，高昌城的规模仅限于现在的内城范围，公元600年，内城的城门有所增加。麴文泰时期，城的规模开始扩大，新修了罗城，即今天的内城，并给予每个城门一个优雅的名字，如：青阳门、建阳门、金福门、金章门、武城门、横城门、玄德门等。然而，麹氏高昌时期，高昌城最具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不是城的规模的扩大，而是麴文泰与高僧玄奘的生死之约。

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贞观元年（627），高僧玄奘为求取“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真经，历尽艰辛，跋涉万里，只身一人从长安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当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即将到达伊吾（今哈密）时，立即派人前往迎接。玄奘到达高昌城后，受到麴文泰的热情款待，被奉为上宾，安置在“重阁宝帐”中。

为了能够将玄奘留住在高昌，充当高昌国的大法师，高昌王麴文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挽留他。玄奘为明确表达自己不会改变西行求法的坚定态度，以绝食的方式明志，他连续端坐了三天，滴水未进。到第四天玄奘已经气息微弱，奄奄一息。麴文泰非常清楚，高昌国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如果玄奘这么一个高僧死在他手里，他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所以麴文泰赶紧叩头谢罪，明确表示：“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

玄奘提议与麴文泰一起到佛祖面前去礼佛，还当着麴文泰母亲的面，两人结拜成为兄弟，再次确认麴文泰所说的“任师求法”。麴文泰提出：你去西天求法，我全力支持，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你取经回来之后，请务必再取道高昌，到时候在高昌停留三年，接受我的供养。玄奘不仅允诺，而且在麴文泰为他准备行装的这一个月期间，就接受他的邀请，在高昌讲解有消灾祛难之功效的佛教典籍《仁王般若经》。一个月过去之后，佛经讲完了，玄奘长途旅行使用的物品也准备齐备。

玄奘离开高昌时，麴文泰与玄奘两人抱头痛哭，“伤离之声振动郊邑”，异常感人。由于高昌王麴文泰周到而极其细致的安排，玄奘顺利地通过了西域各国。

据史籍记载和专家考证，玄奘在印度取经归来到达于阗时，本意于向北赴高昌国，履行他对高昌王麴文泰的承诺，然而听闻高昌国已灭，麴文泰去世后，于是带着忧伤的玄奘向东返回长安，书写了他17年的取经历程，即《大唐西域记》。后将该著作赠予麴文泰滞留在长安的后代，并藏于吐峪沟千佛洞，成为《大唐西域记》最早的版本。

唐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下高昌城，唐政府在其地设置西州，高昌城遂成为唐帝国设置在天山南麓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中心和交通枢纽。此时，城内“坊”的数量增多，“市”更加繁荣；佛寺大部分更改了名称，道观首次兴建于城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政治与军事职能空前膨胀，这里先后为西州、西州都督府、前庭府、高昌县的治所，甚至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一度设置于城内。多少政令及军事性指令，都由此发出，并传之四方。

唐咸通七年（866），回鹘大酋仆固俊于北庭建立高昌回鹘，不久定都高昌城（东都）。这个时期，外城墙曾多次修补，并增添了新的城门。城的规模没有扩大，但城内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遗迹都是这个时期留下的。最明显的是新建和改筑了众多的摩尼教寺院，其次是新建了藏传佛教寺院。

14世纪末，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对吐鲁番地区发动战争，以武力夺取该地，并强迫居民接受伊斯兰教。高昌城毁于此次战火，成为荒城。明代杰出的外交家陈诚出使西域路过高昌，所见城池已经一片萧条，其诗《火州城》描述云：

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

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睹汉官仪。

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

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

三、丝路枢纽

高昌城里，各类商行遍布街市，各色人等摩肩接踵，有中原的汉人，中亚来的粟特人，有南亚来的印度人，有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他们将金银器、香料、良马、丝绸与瓷器等商品载运而来，互通有无。高昌故城俨然成为东西方物资交流、商业贸易的中心。

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八月三日，天刚朦朦亮，西州市丞氾惟表就来到州府办公。今天市令不在，作为管理市场贸易的二把手，他首先查看了最近商品交易的物价，因为按照唐律规定市司每十天要定期对市场上的物价进行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看完物价表，氾惟表又处理了一些公文，不觉已到了正午。他急忙来到城南的市场上，让手下人击鼓三百，宣布正式开市。

氾惟表穿行在热闹的集市上，抬眼望去，商铺林立，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布行、䌽帛行、凡器（各种器物）行、菜子行人头攒动。氾惟表信步走进了布行，店主告诉他，近来“常州布”比较畅销，质量好的一端（表布帛数量，古代布帛二端相向卷，合为一匹，一端为半匹，其长度相当于二丈）可以卖到500文，中等的490文，差一些的480文；果子行的葡萄干也深受中原商人的青睐，一升可以卖到17文、16文和15文不等。氾惟表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虽然八月份的高昌城异常炎热，但他觉得这是无比愉悦的一天。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春节还没过完，西州商人石染典又忙了起来。正月五日，在高昌城的市场上，他用十八匹大练从康思礼手里买了一匹六岁的马。二十一日，石染典向西州官衙提出了去伊州（今新疆哈密）做买卖的申请，两天后过所（通行证）办了下来。

这次去伊州，石染典带了三个家奴，运畜除原有的十头驴外，又增加了马一匹，骡一头。二月份，石染典回到了西州，二十日，他又在西州用大练十七匹，从杨荆琬手中买了一匹五岁的马。这意味着石染典在不断扩充他商队的规模。像石染典这类行商及其他大大小小商队的来回穿梭、辛勤劳作，造就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繁荣。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初，高昌城内西州都督府的长行坊派马夫令狐嘉宝、令狐弘宝二兄弟送使者何思敬去焉耆。使者到达焉耆后，兄弟二人领着马返回西州。在快要到银山镇（军事建制）和天山县（行政建制，今吐鲁番市托克逊县）的时候，两兄弟的马都死掉了，二人不敢怠慢分别向银山镇和天山县官府报告，经官府人员实地勘验，马是乏困致死，属于正常死亡。于是，官府开具证明，并命令狐兄弟二人将马皮剥掉，送回长行坊。

当长行坊长官和西州都督府兵曹参军对送回的两张马皮复核并签字后，这件送使长行马死于回程途中的事情才算完全告结，令狐兄弟二人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四、多元文化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吐鲁番是新疆古代文化的缩影，而高昌城作为古代吐鲁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聚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四大文化的精华。

阿斯塔那古墓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以东，南距高昌故城约2公里。从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一直是高昌城民的公共墓地。古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被专家誉为“地下博物馆”，《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生动反映了儒家哲学的核心价值观，从中原地区传到吐鲁番，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

该壁画左起第一幅称之为“欹”。“欹”者，倾斜也。如同一倒立之钟，可转动，是古代盛水之器皿。欹不盛水或存少量水时，呈倾斜状态，当水注到适中时，它保持端正平衡的状态，当水注满时，则会翻转而将水完全倒出。物极则反，百事有节，做事做人需留有余地，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保持盛而不衰。

画面中间一组人物分别为“玉人”“金人”“石人”“土人”，表达的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人生境界和一个人从小孩到老人的处世道理。“玉人”指小的时候，应该好好学习，谦虚谨慎，培养良好的品质；“金人”指青年时，年少轻狂，或说多了容易出错，小心祸从口出；“石人”指中年时，学有所成，应该畅所欲言，把所学知识回报社会；到老年时，应该抛弃世俗的欲望，安度晚年，故为“土人”。

最后一幅画有三样东西：生刍一捆，生刍即青草；素丝一卷；扑满一具，扑满为古代用来存放钱币的陶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西京杂记》载：汉武帝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初为贤良（才能、德行好，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时，朋友邹长倩送他这三样东西，望其以此为诫。生刍一束告诫其择主而事，去恶就贤，不以待遇厚薄作为去留标准；素丝一卷比喻自少至多，自微至渐的道理，劝其立功行事，要从小处着手，积小成大，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为之；扑满有入口而无出口，蓄满钱后即被打破摔碎，告诫其当官的要清廉，不可聚敛无度，否则就会像扑满的下场一样。

高昌城还是多种宗教的荟萃之地，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谐相处，并行不悖。如今，城内还遍布有大量宗教建筑遗址，举目望去，俯拾皆是。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两汉之际传入中国。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石窟获得一件写于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残卷（插图31：吐峪沟出土文书《诸佛要集经》卷尾），是佛教传入吐鲁番的最早物证。此后，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和高昌回鹘，佛教一直为吐鲁番居民信仰的主体宗教。直到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才最终取代佛教成为这个地区居民信仰的主体宗教。

马寺是唐代高昌县的一座尼寺，在西州小有声名。游击将军、折冲都尉张无价，就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了这家寺院修行，法名为法慈。大历六年（公元771年），37岁的法慈早已成为了马寺的掌门人，掌管着田产。

七月十六日，又是无比晴朗的一天。法慈一边感叹着炎热的天气，一边忙着给寺院造上报官府的账目。马寺在高昌、酒泉（在高昌城西二十里）等地田产有六十多亩，要管理好这些土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州的丁壮也被抽调了不少去内地参战，这导致了西州劳动力不足。马寺的田产只出租了不到十九亩，剩下的都基本闲置着，就连租出去的田产，地租也往往不能按时收到。没有了地租，马寺的尼姑就要饿肚子，正常的佛事活动也无法开展，一想到此，法慈便愁眉不展，烦恼连绵。

道教何时传入吐鲁番，史籍没有记载，但从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来看，至迟5世纪初道教在高昌地区已经开始流行。唐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以老子为祖先，崇奉道教。640年，唐朝灭麴氏高昌王国，吐鲁番出现了众多道观，道教颇为流行，一直持续到蒙元时期。

唐代宝应、大历年间（公元762－779年），高昌城内有座道观叫唐昌观。观内做了一个梯蹬和一口大钟，观主张驾鹤以此为由，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于是他四方奔走，邀请地方长官、名流捧场。佛教领袖也出现在了庆典会场。最后，还有地方道门领袖“威仪”氾栖霞、炼师阴景阳等。

为了答谢地方领袖的捧场，观主张驾鹤特意请了一位文士来为这次庆典作了一篇“记文”。文中盛赞地方领袖的功德，最后说道，唐昌观的道士张真、张岩等，仰赖大家的支持，不惜辛劳作成了梯蹬，观主张驾鹤为百姓祈福，建造了宏钟。这次庆典，几乎让地方领袖全部到场了。不仅充分展示了唐昌观的实力，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在高昌这个传统的佛教中心，道教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祆教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以火作为善与光明的象征，对火尤为崇拜。祅教传入高昌与粟特人的迁入息息相关。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国设有专门管理和监督祆教的官吏“萨宝”，在官方祭祀活动中，也要祭祀祆教的最高神灵阿胡拉·玛兹达。

麴氏高昌延寿年间，高昌城东有一座不大的寺院，有僧六人，还有未成年的沙弥一人。既然是僧人，就应该是信佛念经，可是该寺既不念经，也不拜佛，每月例行要拿麦五升用来“祀天”，而且每天要拿粟一升，用来供狗。这些不同于佛寺的活动，使人感到它不是一座信佛的佛寺，而是祀奉天神的火祆教寺庙。

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在祆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创立了摩尼教。早在公元840年回鹘西迁至高昌以前，高昌就有摩尼教传播。9—10世纪为摩尼教在高昌回鹘发展的全盛时期。摩尼僧人享有政治权力，国王宫殿的周围每天都聚集着三四百名摩尼教徒大声朗读摩尼经文。摩尼教徒经常被国王派往唐朝出使。摩尼教与回鹘王室的关系，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这是摩尼教一度在吐鲁番获得空前发展的政治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高昌城发掘了两座摩尼教寺院，并盗掘了大量精美的摩尼教壁画、麻布画以及摩尼教经典。其中最著名的是高昌α遗址出土的“庇麻节图”，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庇麻节是摩尼教最重大的宗教节日，是为纪念摩尼被囚禁和去世所设立的。这个节日通常在每年的12月举行，一直延续到月底，此前还有约1个月的斋戒。期间，教徒聚集在一起唱赞美诗，在30日那天还要举行庇麻节庆典，届时教徒们会在讲坛上放置一张空的宝座，并挂一张摩尼的画像。而“庇麻”一词本意是指“宝座或祭坛”。画面的最上方虚设一个宝座，象征摩尼降临。

景教是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称谓。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波斯人将景教教义及其文化习俗引入高昌。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遗址外、葡萄沟旁边的西旁景教遗址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景教壁画以及用叙利亚文、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回鹘文书写的景教典籍残叶。景教传入后，主要是在民间流传，信奉者除回鹘人外，还有粟特人、叙利亚人、波斯人等。

高昌故城郊外的景教遗址，今天已荡然无存。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来时，尚存有废址。在这座巨大的庙宇中，探险家发现了3块壁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珍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的“圣枝节图”。

圣枝节是景教节日之一，也称圣枝主日。高昌壁画中描绘的是在这个节日里景教徒做礼拜时的情景，教徒手里拿着的棕树枝预示着欢乐、胜利。《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曾骑着毛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这个场景是信徒们正在迎接耶稣。圣枝节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为表示纪念，教堂多以棕树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手持棕树枝绕堂一周。

结语

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高昌城历经1500年的风霜岁月，她见证了汉唐等中原王朝通过设置郡、州县等建置对丝路开创与繁荣所起的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见证了古代西域地区高昌国、高昌回鹘王国等文明，展现了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多种宗教和多民族文化在吐鲁番盆地的交流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文物事业非常重视。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起，逐步完成了故城内农田退耕、废除灌溉水渠等保护措施。1999年，高昌故城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2000年以后，高昌故城的维修保护与考古发掘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迄今为止共进行了四期抢险加固工程和七次考古发掘，成效显著。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之前的名字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到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心城镇遗址，高昌故城成功跨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大幅度提升了故城的国际知名度，扩大了吐鲁番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使这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整个吐鲁番地区的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中能够继续发挥它应有的光荣使命。

　　【注】文章原载于《新疆艺术》（汉文）2020年01期。

责编：曲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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