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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2016-6-28 15:42| 发布者: silu| 查看: 757| 评论: 0|原作者: 张培锋

摘要: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作者:张培锋 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考定其生平和作品系年的重要资料,由于此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故其所述生平经历比其他任何史料都更具权威性,向来为李白研究者所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考证李白生平的坐标系。自清代王琦起,即根据《书》中“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将此《书》定为李白三十岁所作,以李白生于长安元年(七○一年)推算,作年为开元十八年(七三 ...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作者:张培锋
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考定其生平和作品系年的重要资料,由于此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故其所述生平经历比其他任何史料都更具权威性,向来为李白研究者所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考证李白生平的坐标系。自清代王琦起,即根据《书》中“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将此《书》定为李白三十岁所作,以李白生于长安元年(七○一年)推算,作年为开元十八年(七三○年)1。尽管后来学者对李白生平研究树诸多新义,而对此《书》之判断与使用却无任何异议。持李白“两入长安”说之学者更以《书》最后所言“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为其“决定离开安陆,到长安去找政治出路”以及一入长安时间即在开元十八年的证明2。
然而,李白此《书》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诸多疑点,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最大疑点是一直无法确定所谓“安州裴长史”为何许人。宋代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即提出疑问并做出解释:“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云云。又,明代胡应麟《续笔丛》认为文中“本家金陵”乃“万万不通”,因此断为伪作。王琦力驳其说,维持了李白此《书》之著作权。3此外,学者对李白与许氏婚姻年代的推断也基本依赖此《书》。由此可见,《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信息含量非常大却又充满疑问、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文献,确切弄清其具体含义,对于考察李白生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学者对王琦系此书之作年为开元十八年向无疑问,而遍查开元年间在安州任长史之裴姓人物不可得,因此,对《书》中裴长史究竟为何人,一直阙遗。当代学者对与李白交游的诸多人物进行了深入考索,但于此裴长史,一直回避不谈。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破解此《书》真实含义的关键。
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自王琦起将此《书》系于开元十八年这一沿袭已久的看法。此一系年,乃根据《书》中有“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即断定李白作《书》时年龄为三十岁。按,此句为李白在《书》中回顾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谓:“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4,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按照王琦的推算方法,则是李白一出生就能“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真是不折不扣的神童了!其实,一个人能够阅读经典,进行创作,至少是在二十岁之后,则“迄于今三十春”不应自其出生时算起,而应加上其尚不能“制作不倦”时的年龄。根据下面的考证,笔者认为,李白上此《书》之年龄在其五十三岁,时为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年)。
再来看《书》中的裴长史。对这位官员,李白《书》中作了充分的描述和颂扬:
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霓。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而晚节改操,栖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郧国,时惟清哉。棱威雄雄,下熠群物。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
此节文字殊多“玄机”。《书》中不但称裴长史“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而且引征“时人歌”:“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等等,可以想见这样一位人物岂能是一般的“地方官吏”?“屈佐郧国”一语更透露,裴长史是被贬官来到安州的。更重要的是下文“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一语,果若此《书》作于李白三十岁,则李白自二十岁时即已得知裴长史其人并欲与其结交,当时李白尚未出蜀,由何得知裴长史?当时裴某又在何处?皆无可考据。“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云云,则表明李白此时在安州已与裴长史交往多时,且欲向其“一雪心迹”,又隐约透露种种心曲。接下来是:
何图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
正如学者普遍认为的,李白上此《书》的目的是为雪谤。细细品味文意,此谤又定与裴长史有关系,否则“若事得其实,罪当其身”云云就是无的放矢。但按照传统解释,三十岁尚偏居安陆,未参与过什么重大政治活动的李白能有什么大“罪”需要如此郑重地为自己开脱呢?这也正是洪迈所诧异的:“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的李白,“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但李白下面“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等语,又说得如此严重,显然不是什么小事。所有这些,按照李白开元十八年上书来推断,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此外,此《书》还有诸多疑问难以解释。如“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云云,安旗、薛天纬以为:“白于叙事,多有夸大。此言‘散金三十余万’即一例。……不一年而散金如此之多,无疑言过其实。越二年,再游江夏时,营葬吴指南于鄂城之东,竟至‘乞贷’,何三年之间,贫富相悬乃尔!”5此疑也是因将此《书》系年于开元十八年的结果。实际上,此处所谓“东游维扬”,绝非指开元十五年间事,而是指天宝六年至天宝七年居扬州“狂放不羁”之时。唯有此时,李白才可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而且并非夸大,而是纪实6。李白上此《书》,意在雪谤,证明自己的诚意。若此时仍作夸饰不实之语,岂非授人以把柄?李白岂能如此蠢笨!又,《书》中记“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四海明识,具知此谈”一语又岂是李白开元十八年时可以道得的!


那么,李白上书之裴长史究竟为何人?李白在天宝十二载为何如此忌惮此人?其中隐含了怎样的史实?本文下面试作一推论。
笔者以为,裴长史为玄宗朝名臣裴宽。检《旧唐书》卷一○○7: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于东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对,甥侄皆有休憩所,击鼓而食,当世荣之。选吏部侍郎,及玄宗还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浃。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改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年,除太原尹,赐紫金鱼袋。玄宗赋诗而饯之,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三载,以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刑部尚书裴敦复讨海贼回,颇张贼势,又广叙功以开请托之路,宽尝几微奏之。居数日,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及韦坚构祸,宽又以亲累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林甫使罗希奭南杀李适之,纡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宽叩头祈请,希奭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累迁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转冯翊太守,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
裴宽事迹与李白《书》中裴长史相符合者有:(一)门第高贵,“当世荣之”;(二)玄宗皇帝曾亲赠其诗,谓“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有河北将士入奏,盛言宽在范阳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赏久之。”且“当时望为宰辅”。《新唐书》卷一三○至谓“其为政务清简,所莅人爱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宝间称旧德,以宽为首。”8唯有此人,方契李白所谓“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四)裴宽属于李适之、韦坚集团,与李林甫不容。天宝三载被贬官睢阳。天宝五载,复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李林甫尝密谋杀之,因其苦苦乞求,才得免死,乃李适之、韦坚集团中唯一幸免之人。关于裴宽被李林甫中伤之事,《新唐书》卷一三○记载更为详尽9:
(天宝)三载,用安禄山守范阳,召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敦复平海贼还,广张功簿,宽密白其妄。会河北部将入朝,盛誉宽政,且言华虏犹思之,帝嗟赏,眷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恶宽善李适之,乃漏宽语以激敦复,敦复任气而疏,以林甫为诚。先是,宽以所善请于敦复,即欲白发其言,林甫趣之。敦复未及闻,扈幸温泉宫。而其下裨将程藏曜、曹鉴自以他事系台,宽捕按之,敦复谓宽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两赂贵妃姊,因得事闻于帝,由是贬宽睢阳太守。及韦坚狱起,宽复坐亲,贬安陆别驾。
其大略经过为:李林甫因惧怕裴宽为相,因此密谋害宽,于是挑拨裴宽与唐名将裴敦复之关系。天宝三年,裴敦复以金五百两贿赂杨贵妃姊,导致裴宽被贬官。天宝五载,又因韦坚案,被贬官为安陆别驾。此即李白所谓“屈佐郧国”。或许有人认为,史载裴宽被贬为安陆别驾,与李白所说安州长史不合。实际上,唐代州郡长史与别驾之称屡经改换。《新唐书》卷四十九下谓:“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节,丞曰别驾。十年,改雍州别驾曰长史。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以诸王子为之。……天宝元年,改刺史曰太守。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德宗时,复省。”10《辞海》“别驾”条谓:“汉置别驾从事史,为刺史的佐吏。……隋唐改为长史,唐代中期以后诸州仍以别驾、长史并置,但职任已轻。”11可知在天宝八载,诸郡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因此天宝五载时裴宽被贬为安陆别驾,至天宝八载或即改称长史,李白于天宝十二载称裴宽为裴长史,毫无错误。李白诗文中从无“别驾”之称,皆用“长史”。又据《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七“僧金师”条引《定命录》:“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琬云 :‘太守裴宽当改 。’琬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 。’琬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 :‘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 :‘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 。’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 。”12这则小说意在说明裴宽被贬安州乃出于定命,但也间接透露了玄宗皇帝顾念旧情,即使贬官也予优待,为以后裴宽复职打下伏笔。
本来,裴宽被贬官乃至几乎被杀害与李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何天宝十二载李白上书裴宽“雪谤”呢?细察史料,笔者认为:这与李林甫、杨国忠集团的政治斗争有关。李白实际上成为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个替罪羊!这正是李白愤慨之所在。
《旧唐书》卷一○六:“初,林甫尝梦一白晰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是时杨国忠始为金吾胄曹参军,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国忠竟代其任,其形状亦类宽焉。”13 《新唐书》卷二二三:“初,林甫梦人皙而髯,将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宽类所梦,曰:‘宽欲代我。’因李适之党逐之。其后,易国忠代林甫,貌类宽云。国忠素衔林甫,及未葬,阴讽禄山暴其短。禄山使阿布思降将入朝,告林甫与思约为父子,有异谋。事下有司,其婿杨齐宣惧,妄言林甫厌祝上,国忠劾其奸。帝怒,诏林甫淫祀厌胜,结叛虏,图危宗社,悉夺官爵,斫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槥,用庶人礼葬之。”14
以上两则记载,揭示了李林甫、杨国忠、裴宽三人之关系。李林甫曾梦见一个像裴宽的人逼向自己,以为是裴宽威胁自己的相位,因此产生谋害之心。李死后不久,杨国忠即向唐玄宗“劾其奸”,唐玄宗大怒,“悉夺官爵”,“用庶人礼葬之”,李党顷刻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杨国忠专权,时为天宝十一载冬。据两《唐书》裴宽本传,裴宽后又入拜礼部尚书,卒于天宝十四载。此可以证明,在李林甫死后,玄宗重用杨国忠,复起用当年被李林甫谗贬的裴宽。试对其间史事推论如下:
裴宽或在天宝十二载得昭雪,将离安州长史任回京。此时,他急于想要弄清的是:当年究竟是谁向玄宗皇帝进谗言,导致自己被贬官甚至几乎被杀害的。根据两唐书,乃因裴敦复贿赂杨贵妃姊所至,但这是后来澄清的事实15。天宝十二载,杨国忠正大权独揽,他不可能让裴宽知道事实真相。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杨国忠或其党羽造谣说李白乃李林甫党,天宝三载时正供奉翰林,有可能面见玄宗皇帝,从而导致裴宽被贬官。这就是李白所谓“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杨国忠这样做,可收一石二鸟之效——既开脱了杨氏姐妹,也嫁祸并打击了李白。联系李白天宝三载突然上疏辞去翰林供奉之职,传言或谓杨贵妃所谗,或谓张垍所谗,或谓高力士所谗,笔者认为皆有其道理16,此三人都非李林甫党。野史小说固捕风捉影,却每入木三分!可以推断,作为翰林供奉的李白早在天宝二年左右即欲结交裴宽,但“云山间之,造谒无路”,显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李白可能确实知道李林甫谋害裴宽的事实,大约在天宝十一年左右,他回到安州,欲接近贬官安陆的裴长史“一雪心迹”,可能就为此事。一开始,裴宽与李白并无芥蒂,“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就是证明。但就在此时,“谤詈忽生”,裴宽对李白态度忽变,其间必有隐情。正因为李白自知无辜,所以才有此上书,才敢宣称“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书》末说:“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确是表明要入长安一明事实真相。通常以为“王公大人之门”是指裴宽,实际上当指杨国忠。当然,这次进京,绝非“一入长安”,而是地地道道的“再入长安”。李白一入长安为天宝初年,再入则为天宝十二载,时李白五十三岁。17
又,李白《苦雨》诗为诸多学者考证李白入长安年代之重要作品。郁贤皓等定为开元十八年所作,所赠之“卫卿张卿”为张垍。康怀远《李白〈苦雨〉诗系年辨误》一文18,通过考证开元、天宝年间几次“苦雨”发生之年代,认为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年,张卿为张介然,甚有见地。按,诗中有“无鱼良可哀”之叹,正与《上安州裴长史书》之“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相呼应。诗中言:“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斗荐槟榔”。康文谓“李白用此典来表示被侮辱后得势以报羞辱之恨,说明他曾经被侮辱过”,甚是。但康文认为这里侮辱乃指天宝三年被谗离京事,则有误,此事已过十年,李白焉会如此纠缠?且天宝三年乃赐金离京,也算不上什么大辱。联系《上裴长史书》,此侮辱当指杨国忠等嫁祸于李白以及裴宽等误解李白。
将李白另一篇向来难以索解的诗作《雪谗诗赠友人》19联系对读,更可以佐证《上安州裴长史书》之雪谤与此诗之雪谗乃同时之事。诗曰:
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立言补过, 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顽丑。《月出》致讥,贻愧皓首。感悟遂晚,事往日迁。白璧何辜? 青蝇屡前。群轻折轴,下沉黄泉。众毛飞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贝锦粲然。 泥沙聚埃,珠玉不鲜。洪焰烁山,发自纤烟。苍波荡日, 起于微涓。交乱四国,播于八埏。拾尘掇蜂,疑圣猜贤。 哀哉悲夫! 谁察予之贞坚。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坦荡君子,无悦簧言。擢发续罪,罪乃孔多。倾海流恶,恶无以过。人生实难,逢此织罗。积毁销金,沉忧作歌。 天未丧文,其如余何。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毐亦淫荒。 螮蝀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 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子野善听,离娄至明。 神靡遁响,鬼无逃形。不我遐弃,庶昭忠诚。
因诗中有“五十知非”语,学者多同意此诗作于李白五十岁左右20。但此时,李白究竟遭遇何谗,因何遭谗,又不甚了了,或者认为是有人诬蔑李白“在宫中跟杨贵妃有淫荡不轨的行为”21,也属无根据的推测。天宝十二载,杨贵妃正受玄宗宠幸,有人竟敢造此类谣言,是不可思议的。窃谓诗中“妲己灭纣,褒女惑周。天维荡覆,职此之由。”云云,乃暗中指斥杨贵妃姊向玄宗进谗言,陷害忠臣事。根据此诗,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两《唐书》所记李林甫等陷害裴宽的事实真相或许正是由李白揭露出的。此诗当为李白于天宝十二载二入长安后所作。李白诗中“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立言补过, 庶存不朽。……感悟遂晚,事往日迁”等语也表明承认自己有过错,其过错即在于:尽管他并没有与李林甫同流合污,但他以前也没有及时识破李林甫的种种阴谋,对李林甫的认识是后来才有的。安史之乱后,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直斥“贼臣杨国忠蔽塞天聪,屠割黎庶;女弟席宠,倾国弄权”云云22,对杨氏兄妹之痛恨仍萦心切齿。对李林甫,李白并没有直接指斥过,李白天宝三载离京,也确实看不出与李林甫有什么关系,再加上宗教信仰等原因,天宝十二载时,裴宽会听信杨国忠等的诽谤陷害,误认为李白属李林甫党,当年自己遭贬与李白有关,是很有可能的。这正是《上安州裴长史书》背后隐藏着的惊人史实!

《太平广记》卷十九李林甫条引《逸史》载: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 :“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 :“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 :“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 。”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 :“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 。”曰 :“诺 。”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 :“更三日复来 。”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 :“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 :“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 。”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 :“不可也,神明知矣 。”与之叙别曰 :“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 。”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 :“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 :“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内窥伺。 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 。”23
此则小说所可注意者在于:李林甫以二十岁尚未读书之无赖儿,竟至宰相位达二十年,乃不可思议之事。因此唐代流传李林甫为“谪仙人”之说,用“定命论”来解释之,这类传闻在道教盛行的唐代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李白初入长安,贺知章亦誉其为“谪仙人”24。两事对照,则李白、李林甫皆信奉道教之真实情况可知。而据两《唐书》,裴宽为虔诚的佛教徒,道不同不相谋,固矣。然而,李白一生宗教信仰前后发生过明显变化,其早年固然道教思想占据上风,而自五十岁后,佛教思想逐渐抬头。《庐山东林寺夜怀》、《僧伽歌》、《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等作品表明,他已皈依佛教25。这是否与裴宽等的交往有关?是否也属于“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尝有”的忏悔之情?本文只提出此问题,以待详考。
系《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为天宝十二载,尚有几大疑点。
其一,《书》言:“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此涉及李白婚姻年代问题。通常,人们根据此《书》作于开元十八年,上推三年,则李白与许氏结婚之年龄为开元十五年,年龄二十七岁。此《书》作年发生疑问后,则李白此次婚姻之年代尚待确定。笔者认为,此处李白只是交待他何以定居安陆的原因,并不足以据此考证其结婚年代。事实上,李白数次婚姻之年代皆相当模糊且相互矛盾26,打破开元十五年与许氏第一次结婚的思维定式,或许对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帮助。
其二,今李白集中有《赵公西候新亭颂》、《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赠宣城赵太守悦》等诗文,直接或间接地对杨国忠有赞词。上述诗文,《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年于天宝十四载27。按,根据当时政治状况以及李白对杨国忠的一贯态度,李白不可能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作颂扬杨国忠之诗文,且于时于地皆不相符28,诸诗文可断为伪作。李白又有《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论者也认为“显然是将李林甫任酷吏起大狱事与杨氏执政后网罗人才相对比”,含有颂扬杨国忠之意。29此论亦值得商榷。按,诗中有“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氛昏”语,作于天宝十二载明矣30。窃谓此诗含义与李白同时之雪谤之作合观才能明了。白璧竟何辜云云,正指自己遭受冤屈。猛犬吠九关云云,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皇穹雪冤枉云云,似表明玄宗皇帝最终主持公道,澄清了李白的冤枉。因此,这首诗当作于二入长安澄清冤枉之后。蔡舍人或许正是帮助审理此案之人。
其三,《上安州裴长史书》与《上安州李长史书》的关系。李白在安州还有一篇上李长史书。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书》于开元十七年,即《上安州裴长史书》前一年,并认为李长史当为裴长史之前任31。按,此说并无史料依据,属于臆断。从文章表面看,李白仅因误认李长史为他人,没有回避,即得罪于李长史,以至于要战战兢兢地请罪,或将此作为李白“在安州被地方官吏逼迫”的证明。但细按此《书》文意,实为游戏之笔,似卑而实狂。否则,极不符合李白傲岸不屈之性格32。李白在《书》中尽情地卖弄辞藻,呈其文采。《书》最后说:“敢沐芳负荆,请罪门下,倘免以训责,恤其愚蒙,如能伏剑结缨,谢君侯之德。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诗》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这哪里是在请罪,而实为一种特殊的干谒方式,是要主动寻找机会献诗献文,上门拜访。《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云云,可知李白早年惯于此技。要之,此《书》与《上安州裴长史书》性质完全不同,一属游戏干谒之笔,一为激愤辩白之文,两相比较,即可了然。笔者认为,《上安州李长史书》应属李白早年在安陆所作,是其“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的一篇奇文。
总之,本文认为:《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当作于天宝十二载,其中心在于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表明自己当年绝不会追随李林甫,陷害裴宽等人;并表示如果裴宽不相信自己所言,将再次进京、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此《书》作年及具体内容之重定,对于重新认识李白生平、创作以及其他诸多作品的系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立论上可能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但求能够自圆其说、对李白研究提出自己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而已,还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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