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伦：我们和彭山江口的缘分

这两年，四川彭山江口因考古出水了4万多件金银器而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世界的各种新老媒体争相报道，江口一时大火起来，成为从学术殿堂的大专家到市井田间的老百姓热议的话题。跟着火的还有主持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们。

▲遗址航拍

一些专业人员和许多社会人士见到我们都在说：“你们把江口沉银给找到了，真能啊，佩服！佩服！”“你们运气真好！”“你们运气咋这么好呢？”似乎都觉得是天上掉馅饼，还掉到我们也正好张开的嘴里。

说到底真是我们运气好吗？真实情况还真不是这样。考古学这门学科的兴起，主要就是为了寻找远古时期失落的文明遗存。西方的考古，从古埃及王陵到特洛伊古城，从两河流域古文明到美洲的玛雅文化的探寻，中国早期考古，以外国人安特生发现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中国人李济等在安阳找甲骨文为代表，也都是早期的遗存。

通常来说，早期的考古学家是不太重视晚期的考古遗存的。在中国是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对文物考古事业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考古发掘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大中型基本建设，国家主动性的考古发掘一般是不涉及晚期（明清）遗址的。

也就是说，若是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碰到晚期的遗存，才进行考古发掘。如因十三陵水库建设，才有的明定陵发掘，因为有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才有1970年代成都蜀王陵的发掘。即使如此，晚期遗址也不是考古院所工作的重点，鲜有主动去发掘的，除了遇到特别重大的发掘发现。

同时，晚期遗址的发掘一般也就都是仅仅发掘而已，后续整理、研究、发表还得给早期遗址让路。

▲考古队员合影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一部分人认识到，一些晚期遗址的重要性也并不亚于早期遗址。

晚期的考古遗址也可以研究、解决很多重大历史问题，也可以了解到很多文献里记载不清，甚至就没记载的事。晚期遗址出土文物，还可大大充实很多博物馆的晚期陈列。

当今，只要你留意到大多数年份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都有明清遗址（个别甚至包括有民国遗存），就知道早晚期遗址都重要，已渐成学术界共识。

我们是较早注意到晚期遗址的重要且抓住不放手的单位。早在二十年前，我们就以成都水井坊酒坊遗址的成功发掘为契机，系统、全面、有计划地在晚期遗址考古上着力。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还相继发掘了泸州老窖、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宜宾五粮液长发升作坊、射洪泰安作坊、宜宾糟房头作坊遗址，每个遗址都发现了酿酒遗迹和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具，特别是酒具。其中两处酒坊遗址还被评上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四川白酒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在全国白酒历史文化大战中处于无可争议优势地位。这六处发现还在2014年享列国家文物局的45处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殊荣。

进入新世纪后，我们从2005年开始，到江口水下考古发掘时，我们已进行了十多年、十多条古代文化传播线路的考察，比较著名的就有川藏南线和北线、五尺道、米仓道、川黔盐道等。

▲出水文物

通过这些考察，接触到大量明清时期遗存。开展文化线路考察的考古探险活动，拓宽了院考古队员的学术视野，丰富而且改变了对晚期遗址的传统认识。

而从2007年起，让四川省文物考古院督导全省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普查督导中，我们不但一如既往重视明清文物，甚至在全国第一家第一次提出全面调查二十世纪文物点，这一提法得到同行和上级高度认可。

当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后，四川文物总数量从全国第6位升到第3位，这可以说与我们重视晚期文物点有极大关系。再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地震博物馆的规划方案、展陈大纲、文物征集三件大事落在我们肩上，我们用三年时间圆满完成任务，仅地震文物标本资料就征集了11万件。

正因为有了以上多年多方面的历练，所以当江口水下遗址出现时，出于职业的敏感和事业的担当，我们抓住了机会。

▲出水文物

2011年，听说江口挖沙挖出了明清文物时，我们就立即去现场调查了解情况，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起研究，并初步确认其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和四川杨展发生“江口之战”的战场遗址。

但是，遗址在岷江河心水底，河宽、水深、浪高，河底还有数米厚的淤砂，其下才可能会有埋藏物，这让很多人都觉得若要去发掘，虽不是大海捞针，却也是望江兴叹，无从下手。

当时国内水下考古虽有南海一号、碗礁一号、南澳一号的打捞，但内水考古还尚无先例，而且水下考古所要投入的经费，对地处西部的四川来说近乎为天文数字。

▲出水文物

更为要害的是，虽然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出水文物是真的，但当时部分四川传世文物鉴定专家、历史学家对这批文物的真伪看法存在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有关部门的决策。眼看发掘搞不成，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商量尽快划出保护范围，提请当地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邀请全国专家来江口实地考察。2012年，我们把参加米仓道考古调查的专家白云翔、张威、杨林（其中张、扬二人是水下考古专家）等邀请到彭山文管所库房，鉴定地方文管所收集到的江口历年出水文物和到遗址现场勘察。2013年，又请到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来江口实地勘察。

两批专家都赞成我们对遗址的初步判断，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做好发掘的准备工作。

2015年年底，我们认为时机基本成熟了，于是联合彭山区委宣传部，邀请到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季、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四川大学教授江玉祥等召开江口沉银题专考古发掘专题论证会。

最后形成的意见是：文献记载和彭山收集到的出水文物，都把导致张献忠被杨展致命一击的大战战场所在地指向了彭山江口，建议尽快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以科学地最终确认是否江口之战战场遗址，并进而弄清遗址的范围、堆积及保存状况，以回答四川人民关心了几百年的大事。专家们还指出，这也是为进一步的保护利用必须做的基础工作。

2016年1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水下考古工作年会，我们争取到了在大会作汇报陈述的机会。我们的执著和激情打动了在场的领导和参会人员。不久，国家文物局的发掘执照批下来了。

然而，大江大河水下考古怎么搞，经费在哪筹措，相关机构如何协调，工地怎么管理，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发掘等等都是全新的问题。好在我们一年多前就已在院内设立水下考古中心并公开招聘了中心主任，从专业上、人才上、设备上、经费上都有了初步的准备，临到发掘，又搭建起了队伍。

很快，千米围堰、机场式安检门、抽水机、挖掘机、筛选机同时启用，接着又召开发布会、招募志愿者，遇水架桥，见招拆招，100天的苦干，发掘过程很顺利，收获远超预期。我们的工作始终得到彭山区各级领导的全力配合支持，他们敢作敢为，甘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愿与我们风险共担的一系列表现，感人肺腑。

▲出水文物

江口水下考古工作能够得以实施，大的背景是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大家知道，同单位面积的遗址，水下考古的投入费用比陆地考古高得多。地处西部的四川，经济属于欠发达地区，十多年前，当江口零星出水金银器的时候，水下口考古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但当到2015年的时候，四川的经济实力，让我们有了往这方面想的底气，同时，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水下考古在我国也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到有一定的规模，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发掘就是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

中国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考古学家多年努力的结果，远的不说，就说这些年很热的石峁遗址、良渚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都是几十年辛勤考古的才有大发现。

即使是在大型基本建设中发现了大墓或重要遗址，也必须要由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有较多研究的资深考古专家来主持发掘。

优异成绩来自辛勤付出，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做事要敢于担当，对向认准目标的奋斗要执著。长时间的追求和坚守，天时、地利、人和，传统史学要求的才、学、识综合素养，是收获考古大发现的主客观前提条件。江口沉银考古的成功也绝非例外。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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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高大伦：我们和彭山江口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