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城市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址是考古学所研究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内涵最复杂的遗址类型。城市考古也是聚落考古的集大成者，在各时代考古中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2023年10月23日-24日，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14名学者，围绕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主题，就古代城市考古的收 ...

古代城市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址是考古学所研究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内涵最复杂的遗址类型。城市考古也是聚落考古的集大成者，在各时代考古中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2023年10月23日-24日，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14名学者，围绕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主题，就古代城市考古的收获、理念和方法等学术问题展开了充分探讨，以促进古代城市考古工作走向深入。

会议现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员的刘海旺研究员主持会议，他开章明义地点出了古代城市考古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探索古代社会的重要利器，更能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原动力。与会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刘海旺主持会议

一. 城市考古工作的具体实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韩辉副研究员介绍了曲阜鲁故城近年来的考古收获，勾勒出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发展史。西周初年分封的鲁国位于曲阜至兖州一带，到西周中期，曲阜鲁国故城大遗址兴起，但未发现“宫”和城墙。这一时期的遗址分为两类：一类是居葬合一，属于商系文化系统；一类是单独的姬姓族墓地。在西周晚期，曲阜开始筑城。发现有春秋早期墓葬打破城墙护坡的层位关系，以资证明。此外在城南区域发现当时的宫殿基址，包括古泮池区域和舞雩台遗址等。曲阜鲁故城于春秋晚期在城内中部地势最高处修筑宫城。宫城总体呈长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通过勘探，宫城内由81处夯土建筑基址，时代从东周延续至汉代。自此，鲁国故城形成了内城外郭，中轴线对称，南朝北市的“礼制之城”，战国早、中期的都城也沿用了春秋晚期的城市格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闻磊副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纪南城的考古发现。通过对纪南城东垣南门的发掘，确定其复原宽度约为52.5米，一门三道，中门道基部宽约16.5米，两侧门道宽约4.7米。门垛内发现柱洞、板槽之类的建筑痕迹，未发现门楼、门房遗迹。整个城址东南部是借用了自然湖泊来实现防御功能，附近的居住遗迹应当是守卫人员驻所。通过对北侧城垣的发掘，确定现有城垣底宽约为48米，主墙体呈台阶状，逐级夯筑而成，宽度约12米，由黄褐花土夯筑而成，内护坡长18米，外护坡长16米，应是堆筑形成，时代为战国中期。在现有城垣之下发现更早的城垣堆积，仅存墙基部分，剖面略呈倒梯形，残宽约12米，经过夯打，其时代约为战国早期，或是表明了纪南城的始建年代。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裴静蓉研究馆员介绍了晋阳古城的主要发现。晋阳古城始建于春秋晚期，自秦代设立郡治后，逐渐成为山西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晋阳古城地处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晋阳古城遗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建设的原貌。晋阳古城遗址由城池遗址区、西山宗教祭祀区和东西山墓葬区组成。城池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遗址区内发现、发掘了多处城墙、疑似城门、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东西山墓葬区包括东山汉代古墓、北齐东安王娄睿墓、隋代萨保虞弘墓等大批重要墓葬。西山宗教祭祀区包括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童子寺，圣寿寺等佛教、道教石窟寺院。通过一处处重要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晋阳古城遗址是晋阳文化的载体和支撑。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育远副研究员介绍了对江西永丰县恩江古城墙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收获。恩江古城墙整体呈葫芦形，周长约3000余米，占地面积约55万平方米。城墙采用两侧砌砖挟抱的方式，中间夯土砌筑，城墙底部略宽，上部略窄，呈台阶状收缩。明代建有城门八个，通过调查确定了其中兴贤门、涌清门、泰安门、永定门、广宁门等五个城门的准确位置。部分城门残留有门边、门洞与门楼基座等，多半掩埋于地表下。现存城墙始建于明弘治、嘉靖年间，清代乾隆、道光时期对城墙进行了修缮，部分损毁严重的地方进行了重建，这是江西境内首次通过考古调查发掘厘清明清城墙结构、夯筑技术、砌筑方法，填补了江西明清时期古城墙建筑资料的空白。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高伟副研究馆员介绍了江苏溧阳古县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初步认识。溧阳古县遗址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古县街道永平小学南侧。遗址北倚燕山、屏峰山，南邻茶亭河、溧戴河，地势高亢。2019年以来，南京博物院等对古县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勘查和发掘工作，揭露出春秋窑址，六朝城墙、建筑、道路、水井、灰坑、灰沟及北宋墓葬等诸多重要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各个时期的瓷器、陶器、砖瓦建筑构件等生产生活遗物，其中尤以六朝遗物最为丰富。经相关史料梳理，结合考古信息所揭示的文化内涵、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证，可初步认定溧阳古县遗址即六朝时期“永平”、“永世”县治所在。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龙彬研究员介绍了绍兴王阳明新建伯府的清理和发掘情况。王阳明是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其在绍兴的故居——新建伯府是绍兴古城中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先后对其故居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工作。前两次是由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建伯府的碧霞池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明确了碧霞池的范围、形制等，并在池中发现水榭遗迹。此后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建伯府的全面揭露发掘。三次考古基本厘清了王阳明新建伯府的格局和分布范围。这些考古工作为遗址的整体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也是城市考古中名人故居考古工作的具体实践。

第一组专题研讨

二. 城市考古视野下的区域考古研究香港城市大学的沈德玮助理教授聚焦于荆州楚故都纪南城遗址的南郊区域。战国晚期秦“拔郢”后在纪南城东南方向新建了南郡治所，即今天的郢城遗址，原楚都南郊转变为秦汉南郡郡治的西郊。他通过对纪南城南郊的张家台遗址、高台古井群遗址、荆南寺遗址、红光村圆土台遗址和拍马山红土地台基遗址等的分析，论证了城郊空间构造的丰富性和城郊与中心都城关系的多样化的特点。进而通过对墓葬和出土简牍的分析，指出了“拔郢”前后南郊区域在人口分布、居民数量和行政结构上发生的深刻的变化。这一对“城郊”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早期中国城邑的新视角，能够增益对古代城邑本身和早期城市化过程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副研究员通过对长江下游商周时期城市的系统梳理，指出这些城址面积普遍偏小，且具有亲水性和疏水性二元统一的特性。他还指出，这些城址阐明了南方城址的不同特点和作用，在时间轴度上与本区域重大历史进程相吻合；在空间维度上，发挥着对铜矿和原始瓷等重要资源的掌控作用，也是的重要交通线路的关键性节点。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程义研究馆员辨析了无锡阖闾城和苏州古城等的历史纷争。他通过对文献的钩沉，指出文献中的“阖闾城”是后人的对阖闾所建吴国都城的称呼。对于无锡阖闾城、苏州古城和木渎古城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无锡阖闾即为阖闾所建之城，姑苏城是阖闾所都之城。木渎古城极有可能是诸樊南徙吴之后到阖闾徙都之前吴国的都城姑苏城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游晓蕾馆员探讨了浙江先秦时期聚落变迁。她将浙江分为浙北地区、浙西南地区和浙东南地区，时间上分为公元前1900-1000年前后、公元前1000-750年前后、公元前750-220年前后三个大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阶段聚落分布的特点和变化。她着重探讨了作为越国都邑的绍兴的范围及布局，对周边发现的聚落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一般墓葬、窑址、器物出土地点等情况加以介绍。并以其中的大湖头遗址为例介绍了典型的越文化遗址的聚落布局、遗存分布等状况。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谢广维研究馆员系统梳理了广西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工作历程，介绍了新近发现的贵港贵城、合浦草鞋村、龙州庭城、南宁三江坡、平乐河口等7处秦汉城址的调查和发掘收获，明确了这些城址的时代和性质，从而构建了较可靠的城址发展系列标尺。

第二组专题研讨

三. 城市考古与自然环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田亚岐研究员指出，作为置都时限最长的一座都城，雍城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水资源环境的优势。他指出数条河流在雍城周边汇集，从而形成了对城址四周合围的情形。这与文献中的城市防御的“城堑河濒”相一致。雍城在水资源的利用上，早期以自然河流为主，战国中期后开始对周边河流进行改造，增加人为水利设施，如袁家河上游的人工改道、雍水河中游的堰塘设施修建用于为城内调水与泄洪，引雍城外河流至内河流，为城内农业灌溉、手工业生产、城市军民生活、城市交通等方面提供水源。南开大学的刘亦方讲师对先秦城市水利考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总结。她指出城市水利系统与城市社会的稳定发展休戚与共，是城市考古研究的对象之一。基于先秦城市水利学术史的梳理，城市水利考古的研究目标应包括揭示人地关系和城市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而城市水利系统的空间结构则决定了先秦城市水利考古包含水利设施（微观）、城市水网（中观）、城市所处流域的水利系统（宏观）三个研究层面。在此基础之上，城市考古工作应突破城郭边界，向城市外部空间拓展。除了城郭区域之外，城市郊区以及城市所在地理单元作为城市社会生活的延伸空间，也应纳入城市考古研究的范畴，这对于丰富城市考古的研究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组专题研讨

四.  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标标馆员以漯河、济源和浚县三座中小型城市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工作为例，在梳理近期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考古工作过程中的得失利弊，探索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系统。他指出了中小城市的城市考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包括碎片化、缺乏整体性的研究、缺乏多学科合作研究、与社会联系较弱、保护与利用相脱节等问题；以及中小型城市考古工作的优势和劣势，前者在于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后者则体现在专业队伍和人才的缺乏等方面。进而，他在充分融合相关理论和地方城市考古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以更大的研究视野、更系统的工作过程，梳理城市考古的工作内容与目的，及在现代城市中的定位与功能，逐步探讨关于城市考古的相关理念和工作方法，以期为城市考古与研究、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发挥文物考古、文化遗产在现今和未来社会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价值意义。

第四组专题研讨

田亚岐在最后的学术总结中指出，通过这次研讨，我们意识到古代城市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内涵的载体，代表了那个时代文明发展的水平。通过这次研讨，古代城市考古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以往更多地关注于具体城址的发掘和研究，扩展到将城址置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自然环境下的整体性考察，不再孤立地看待古代城市。此外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于城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复原和研究，为多角度、全方面认识古代城址和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最后指出，古代城市考古也日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城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考古学支撑。这次研讨从微观到宏观，系统讨论了城址考古的方方面面，必将推动中国的古代城市考古的步子更为坚实，也必将走得更为深远。

专委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委会

审核：刘海旺 田亚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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