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夏商组参会代表42人，共发表27人次学术报告，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下午按主题分六场开展研讨，主持人分别为郭妍利、梁法伟、岳洪彬、杨树刚、张晓峥、侯卫东，宫本一夫、杜金鹏、施劲松、戴向明、王立新等学者莅会点评研讨。会议现场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的报告题目为《早期夏都说——从新密新砦遗址谈起》。他 ...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夏商组参会代表42人，共发表27人次学术报告，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下午按主题分六场开展研讨，主持人分别为郭妍利、梁法伟、岳洪彬、杨树刚、张晓峥、侯卫东，宫本一夫、杜金鹏、施劲松、戴向明、王立新等学者莅会点评研讨。

会议现场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的报告题目为《早期夏都说——从新密新砦遗址谈起》。他首先对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认为在目前的夏文化研究当中，追寻早期夏都遗存是重点。新密新砦遗址于1999年重新发掘至今，发现了龙山时期城址和新砦期城墙，以及新砦城址的内外三重环壕、新砦期的浅穴式大型建筑和宫殿区建筑基址等，出土了大量高规格陶器、玉石器等。为进一步探明夏代早期都城周边的聚落分布，对新砦遗址所在的双汲河流域进行了聚落考古调查，对裴李岗文化至商代前期的聚落进行了密集调查，佐证了新砦城址前后演变过程。他认为新砦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城址为早期夏都，即新砦一期为“夏启之居”，新砦二期与夏初“夷羿代夏”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为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时期的都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闫琪鹏报告了《河南鲁山邓寨遗址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发掘与初步研究》。该遗址位于平顶山鲁山县邓寨西村北，目前发现有仰韶时期、龙山时期、二里头时期、西周时期、汉至宋元明等不同时期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墓葬7座，出土有成组随葬器物，包括白陶器、绿松石器等具有较高身份等级的随葬品。墓葬中的人骨因土质原因保存极差，但该批墓葬为研究该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丧葬文化面貌、墓葬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深入研讨二里头文化在豫西南、豫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线索。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徐昭峰发言的题目是《郑州东赵中城的功能与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郑州东赵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东赵中城军事功能显著、军事设施完善，有高大厚重城墙、城门、城壕以及粮食仓窖，其与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邑、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邑共同构建起夏国家东部军事防御体系。东赵中城在东部军事防御体系中地位重要，主要有扼守要冲之地，为周围城址提供物资支持，监视、震慑周围方国等作用。他认为夏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对维持夏王朝东境地区稳定以及防御东夷集团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君孝发言题目为《二里头文化科技考古漫议》。他以文献检索分析方法对二里头文化科技考古研究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整理，着重考察了年代测定、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及冶金考古等研究方向的成果数量，研究深度及进展状况，并对当前二里头文化科技考古研究中所存在的深度广度不平衡问题提出了未来的改进建议。首先，他认为应继续加强二里头遗址科技考古工作，重视系统性研究，同时重视二里头文化其它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其次，环境考古因其综合性特征，对于探索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应成为每个遗址研究的重点；第三，加强各类实物遗存如动物、植物、人骨、矿物的系统化取样研究，同时加强对珍稀材质如铜（锡、铅）、玉（绿松石）、牙角骨、白陶和原始瓷器等产地的探索。最后，要进一步提升二里头文化科技考古的国际化水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岳连建发言的题目是《西安老牛坡遗址夏商文化研究——以2010年发掘资料为例》。他首先回顾了老牛坡遗址历年发掘概况，该遗址位于西安灞桥区内，为一处以商代文化堆积为主的大型遗址。2010年的发掘发现了夏商时期灰坑、墓葬、房址、壕沟等遗存，其中夏代壕沟内发现大量石璧，或与祭祀有关。他认为老牛坡的夏代文化受到了豫西二里头文化、商洛东龙山夏代文化、陇东齐家文化川口河类型及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强烈影响。除夏代遗存外，本次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通过对灰坑、房址等遗迹地层关系分析及陶器类型学研究，并与之前发掘资料和其它地区商代文化遗物对比，将本次商代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六段，一期至三期为连续发展演变过程，不存在缺环。岳连建认为本批商代文化陶器虽具有商文化基本特质，但与殷墟同期陶器可比性较小，具有明显地方特色，反映了老牛坡商文化不断受周边地区文化影响和逐步地方化的发展历程。

讨论点评：本场讨论点评重点是关于老牛坡遗址出土石壁与新砦期文化分布范围及新砦遗址所出红铜器。老牛坡遗址出土大量石璧，独具本地特色，主要发现集中于遗址内夏代早期阶段，另外在东龙山遗址也有发现。新砦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目前经调查，其向南过不了漯河市，至信阳地区则几乎不见典型新砦期遗存；向西不到颍河，目前在新砦遗址西边双洎河流域，发现至少15处典型新砦遗存；向北则在郑州花地嘴遗址有发现，但郑州市以东，包括东南周口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新砦遗址中，尤其是遗址二期中，出土了20件红铜器，但新砦遗址不见青铜器。

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的发言题目是《“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新解》。传统读法认为成汤迁亳是回归先王故居，这与考古学上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相矛盾。在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上，他将“从”字读作介引行为起点的介词，也就是把“从”理解成从某地出发，这意味着成汤是从先王居住地出发迁都亳地。结合《尚书序》《尚书·盘庚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等文献记载，可知先王居住地为商丘，其地望在今天的濮阳境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东升报告了《宁镇-皖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格局及势力变迁研究》。在将宁镇-皖南地区按自然地理和文化面貌分为四个小区域的基础上，他把这一区域夏至西周时期分为八期，对每一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并讨论区域文化变迁及中原化的过程，认为早商时期盘龙城商城衰落这一考古学文化现象和商周之际文献记载的泰伯奔吴事件是宁镇-皖南地区中原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节点。

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师陈晖报告了《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格局》。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向长江中游的扩张打断了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进程。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沿着河流分三条路线向长江中游逐渐扩张，其在葬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随着下七垣文化南下至江汉地区取代二里头文化，夏商更迭在南方完成。而江淮地区和环洞庭湖地区出现的二里头文化高等级遗物，是二里头文化贵族南迁的表征。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孙明报告了《湖南浏阳河流域新石器商周时期遗址调查收获》。2018年至2019年调查了浏阳河流域44处遗址，对其中新石器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研究。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主要分布于浏阳河及其支流的丘陵和台地上，遗址规模多在一万平米以下，只有竹山岭和古港古城遗址面积较大，或是区域中心聚落。商周时期遗址发现的遗存与费家河、大路铺、吴城、商文化接近，说明这一区域是湘江和赣江流域交流的通道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伟报告了《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早商时期晋南地区聚落数量较多，多分布于盆地内部，特别是集中于中条山南北和盐池附近，显示了资源导向的聚落分布格局。如千金耙遗址只有矿冶遗存，西吴壁遗址是其上一级聚落、承担冶铸功能。晚商时期晋南地区聚落数量明显减少，以大遗址为主，多分布于盆地边缘或山区。他认为这种变化是商王朝统治策略的转变，在商文化势力收缩、当地资源枯竭的背景下，集中力量应对西方威胁的结果。

讨论点评：先秦时期认为王和帝概念相近，先王可能是一种泛指。二里头文化在南方的扩张中动因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蒲城店遗址是二里头文化南传的一个重要地点，其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相似度不高，需要进一步探讨。浏阳河流域以前关注不多，区域调查形成了许多新的线索。大兴安岭的矿冶遗存，采铜、采锡分离，与晋南地区相似，是晚商时期殷墟矿料的来源地之一。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的铜料来源与中条山的关系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

河南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教授魏继印报告了《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他首先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辽河文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三个大河文明。他运用大量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以时间脉络分析了裴李岗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整体文化格局与动态，指出整个黄河流域文明均发源于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初期各地区“仰韶化过程”明显、文化渐统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黄河文明则持续向四周扩张，先后对西北、江汉、江浙以及海岱地区造成较大影响。最后提出了他对黄河文明的几点认识，认为黄河文明生命力顽强、兼容并包、不断扩散，是中华文明总根系中的主根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我国绝大多数古老民族都源于仰韶文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血脉相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妍利报告了《青铜兵器所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性》。她从文献记载出发，认为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考古学对“戎”的研究需被重视，她归纳分析了青铜兵器的五个特性。第一是连续性：青铜兵器虽种类繁多，但始终以钺、戈、矛、镞为主，使用具有等级性，各类型形制演变脉络清晰。第二是创新性：中国青铜兵器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二里头兵器在石兵的基础上以青铜铸造出钺、戈、斧、镞，实现技术材质的突破；商代青铜兵器大量出现，形成较广泛的局面；两周时期以铁铜或金铁复合材料制作的钺、戈、短剑，反映了周文化不断创新。第三是统一性：集中体现在礼兵和土生土长的兵器戈上，统治中心因更具优势的技术和资源整合能力，制作出最发达的兵器，并与政治秩序有机结合，往往成为各地兵器遵从和模仿的对象。第四是包容性：各地区在不同环境与条件下创造不同兵器，在战争撞击下相互影响、重新整合。第五则是和平性：兵器成为当时秩序的维护者与和平建设者，并生发出毁兵现象，东周时大武兵辟、“武有七德”；秦统一后禁暴息兵、止戈为武的思想都是其反映。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贺俊博士报告了《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方国”辨议》。他认为，“方国”是否适用于构建中国早期国家演进理论，尚缺乏深入探讨。首先，从概念本身上看，方国作为一个近代学术概念，与甲骨文研究息息相关，其原本主要应用于三代政治地理的研究中。此后，一些学者将之用于表述早期国家演进的某一阶段，但在具体界定上存在诸多分歧。其次，从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上看，“方国”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概念体系，主要体现在与“国家”“王国”“帝国”的关系等方面。从性质和内涵来看，将方国与王国、帝国等构成线性的早期国家演化序列并不合适。最后，在具体应用方面，将“方国”视为早期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尚缺乏确凿考古学证据。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报告了《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M2覆面器及相关问题探讨》。他首先介绍了近年发掘的郑州书院街墓地，发现围墓沟、墓地通道、甲乙两组白家庄期墓葬共30座、祭祀遗存等，确定了书院街墓地是一个结构功能完善的丧葬体系。主墓M2居中，出土各类遗物216件，其中铜器22件、玉器11件、金器7件等。位于头部的金覆面与位于脚部的铜覆面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金、铜覆面是两件独立的覆面器，是特殊的高规格金、铜组对覆面礼器，体现出了一种丧葬礼制文化现象。通过对比登封南洼二里头晚期墓2004M1扇贝覆面、河北磁县南城遗址先商墓M3贝壳覆面、内蒙古朱开沟二里岗上层墓M1083铜覆面以及老牛坡殷墟四期墓M41铜覆面，可以认识到商系墓葬中“扇贝覆面”是一种常见的文化形态，可能与海贝、海产品、沿海区域文化有联系。从先商到晚商，从扇贝覆面发展到青铜覆面、黄金覆面，传承有序，从丧葬习俗逐渐发展为礼制，成为特有族属文化符号，开创了后世青铜、黄金面具及金玉覆面的礼制先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审苗霞报告了《说钺》。她以钺作为案例，指出目前考古报告绘图、插图制作中存在的学术规范问题。图片是考古资料的重要表现方式，如何在报告撰写中对遗迹与遗物图片进行编排，关系到对考古资料的正确表达，而考古学发展也离不开文物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考古报告插图与图版的编排需考虑器物具体质地、种类、纹饰，使用方向和纹饰方向。目前很多考古报告图片编排存在小件放置方式较混乱的现象。以钺的放置方式为例，良渚的玉钺王，放置方向刃口朝向一侧，与其纹饰方向相配，而铜钺图片的编排方向目前常见刃口朝下，和使用方向不同，但与其纹饰方向一致。若将铜钺横置拍摄，照片调整时就不能保持正方向。因此，无论是在器物或遗迹拍照时，都需考虑发表时的方向问题，线图方向与照片方向需一致。最后，她还探讨了遗迹多角度拍摄、器物线图斜抛线绘制等问题。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鼎报告了《饕餮纹的类型与演变》。他首先评析了饕餮纹的分类标准，按“角”分类、按“身”分类均存在缺陷，罗越的风格分类极具影响力，但也带来了部分负作用。以分类目的为导向更具效率，按饕餮纹演变的逻辑进行分类，可将二里头至西周中期的饕餮纹大体分为九种类型。萌芽阶段饕餮纹源于龙山时代神面纹，二里头骨雕对青铜器纹饰也有极大影响，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时程式化发展出的类型A（窄线类型）、更加流行的类型B（宽带类型）；随后A、B类型共同向类型C（具象饕餮纹）发展，进一步表现了封闭内卷尾、外卷角等具体特征，主要见于二里岗上层晚期至殷墟二期。殷墟时期，其余类型饕餮纹均在类型C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诸如成排羽纹的类型D（列羽饕餮纹）、类型E（大卷饕餮纹），类型F（“工”形饕餮纹），至殷墟二期时各类型饕餮纹已齐备，此时地纹（云雷纹）与饕餮纹处于同一平面的类型G（“齐地”饕餮纹）、类型H（三层花饕餮纹）、类型I（分解饕餮纹）占绝大多数，具象化发展明显。西周早期类型D（列羽饕餮纹）继续得到长足发展，且仅有类型D、H、I依旧流行，其余各类饕餮纹均衰落。至西周早期后，各类饕餮纹迅速衰落，至中晚期时基本不再出现。

讨论点评：岳洪彬对《饕餮纹的类型与演变》报告中部分分期第二期材料提出见解，时代上可能归于殷墟四期；宫本一夫指出了《饕餮纹的类型与演变》报告中二里头骨雕材料存在的年代判定问题，并就《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M2覆面器及相关问题探讨》报告中的覆面器遗存，补充评析了西周、汉代存在的玉覆面传统。贺俊对《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M2覆面器及相关问题探讨》报告中墓地围沟的确认提出了问题。

四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报告了《近年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探讨》。他首先提出盘龙城聚落中心由南向北三阶段演变的认识，近年对北部的王家湾、南部的杨家嘴开展发掘，以便进一步确认盘龙城早、晚阶段面貌。杨家湾北坡勘探发掘证明大面积存在石头堆积和黄土层迹象，石头堆积应属于一类铺石建筑遗迹，其中3号建筑保存较好，外围存在黄土、烧土迹象；7号建筑废弃堆积出土陶器有鬲、缸、尊等类型，建筑周边灰坑H63内部可见数次倾倒填埋现象，亦出有相同陶器，中原风格都很明显，年代均在盘龙城较晚阶段。王家嘴南部地点发掘显示有黄土垒砌的情况，其余遗迹均打破黄土层，发现较大房址两处（F17、F8）；房址间有大量灰坑，且年代上有存续，涵盖二里岗下层偏晚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其中H45亦有反复倾倒现象，出土的扁足鼎、薄胎卷沿细绳纹陶鬲年代可能早到夏商之际。北部地点也发现房址一处（F9）、灰坑四处（H12、H17、H20、H24）。通过近年发掘，认识到盘龙城最晚阶段遗存年代下限不晚于二里岗上层晚段，王家嘴遗存体现出了二里头与二里岗因素，年代上限仍在探索中。杨家湾北坡石头堆积遗存暗示出盘龙城较晚阶段存在大规模工程活动，与杨家湾南坡共同构成盘龙城晚期聚落核心，而王家嘴区域则是与城址区相对应的居民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煜报告了《商周青铜器连接技术的地域风格》。她首先对青铜器连接技术研究背景做了介绍，指出青铜器连接以铸接与焊接为主。二里头时期已出现铸接，焊接近于钎焊、在商代时产生。整体上铸接占主流，是青铜铸造器物复杂化大型化的一种手段。按照附件形成次序，分铸分先铸和后铸，后铸可分为榫卯式后铸、铆接式后铸法，铆接式后铸、扉棱先铸等技术都具有南方技术特点。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中，有强调浑铸的倾向。春秋中期之后，分铸铸接和分铸焊接成为青铜器制作主流方式。商周青铜器焊接技术分为铜焊与镴焊两种方式，铜焊可上溯至中商，镴焊在晚商时期已有迹可循。西周时期为纯铅或高铅焊料，春秋晚期以前，主要使用纯铅、纯锡和高铅焊料。春秋晚期，铅锡合金焊料开始使用，到了战国时期铅锡焊料成为低熔点焊料的主流。备受瞩目的三星堆青铜器运用了非常多的连接技术，除了常见的铸接、焊接，还有一些机械连接，特别是铜丝环绕连接具有良好韧性，可能运用了拉拔技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后王庆铸报告了《商代青铜器生产与金属资源流通：以铅同位素研究为中心》。研究青铜器产地和金属资源流通是理解商代国家结构和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角度，商代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和流通模式差异也值得探讨。他首先介绍了铅同位素分析法，该方法最早用来进行地质定年，引入至考古学后可进行金属矿产来源研究，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有效手段。商代铅同位素数据的明显历时性变化表明，同一时期，不同遗址具有相同的铅料来源，不同时期，铅料来源则有变化，这可能暗示了青铜资源流通网络的存在，需要进一步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流通形式和生产模式。中商时期，难以肯定是否有统一分配的金属资源，青铜器生产和流通存在区域性；似乎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金属资源和青铜器同时流通，可能存在开发本地金属资源的情况。晚商时期，安阳成为铜器生产中心，主要以成品流通和分配为主，青铜器流通可能存在两种模式：赏赐（可能包括定制）和贸易。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盛伟报告了《湖南汨罗黑鱼岭商代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他首先介绍了汨罗市野猫咀出土觥形器、铜壶情况，对铜器点北部的余家坡、龙子口遗址试掘情况亦做出了说明，认为其文化面貌基本属于费家河文化。黑鱼岭墓地位于铜器点北侧，其北部与龙子口遗址以一条商代灰沟为界，墓葬目前发掘98座，墓葬可按面积分为三型。墓葬形制上，平面上均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独木棺，排列相对规整。随葬品多为陶器，器类包括罐、鬲、斝、釜、甗形器、壶、原始瓷罐、硬陶瓿、纺轮等，大致与费家河文化陶器类似，也可见吴城文化因素。其中最大一座墓葬还出土铜戈、铜矛两件兵器，随葬器物均较破碎，可能存在碎物葬习俗。本次发掘首次清理出了大量商代独木棺葬具痕迹，澄清了以往对洞庭湖东岸晚商墓葬的认识，表明了其属于汨罗河流域商晚期墓地的普遍特征；M1的发掘也体现出费家河文化中高等级人群要获取一件普通品质的青铜容器也非易事，高品质青铜器可能并非当地生产。狭长墓形显示出了湖南地区周代越人墓的渊源关系，为探索湖南越文化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讨论点评：岳洪彬认为湖南汨罗出土青铜器值得重视，从风格上来看可能仍是当地制作，黑鱼岭墓地所出器物等级仍与铜器点所出铜器不符，目前工作仍值得进一步深入。宫本一夫针对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历时变化提出问题，并对涉及到的铅矿地点进行了探讨，刘煜进一步补充，自偃师商城三期就已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一致沿用至殷墟三期，其消失可能是因为矿产资源耗尽。

五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教授崔宗亮报告了《河南安阳大坡与老六庄遗址商代考古发现及认识》。大坡遗址是一处商代晚期家族墓地，位于整个殷墟外围地区西部，整个墓地经由统一规划与布局，包括大、中、小三种不同规模与结构的墓葬。其中大型墓葬三座，为“中”字型墓葬，内有殉人，周边分布有殉葬坑及祭祀遗存。中型墓葬一座，东西墓壁树立铜矛，形制特殊。小型墓葬22座，为普通竖穴土坑墓，分布于大型墓葬东北部。大坡遗址目前暂未发现房址，推测可能位于遗址东部。崔宗亮副教授认为该遗址墓葬的发现为重新审视与解读殷墟大邑商布局、探讨商代晚期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性质等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他认为从中商到晚商时期，殷墟布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结合辛店遗址、陶家营遗址等位于殷墟外围遗址看，大邑商在殷墟三、四期时明显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报告了《晚商文化的辐射与汇聚——以殷墟为视角》。他以殷墟遗址内发现的陶类器物、青铜礼乐器、建筑遗存等各类文化因素为例，详细介绍了晚商文化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及其内部的文化因素汇聚情况。他认为文化的辐射与汇聚是指同一文化内或不同文化的各个区域之间有关风俗和观念的交互，人口与财富的流动，资源输送与技术的传播等，也是区域中心与四方不同规模和等级的聚落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在都城中的汇聚因素最为明显。晚商文化中殷墟类型最为典型，在殷墟大邑商都城内明显呈现各类文化元素的多元汇聚，同时也在向外围地区辐射，形成周边的晚商文化地域类型或受晚商文化影响的周边考古学文化区，而这也对应着商王朝疆域的三层地理空间：中心区域即典型商文化区，次级区域即非典型商分布区，外围区即商考古学文化外围的其它考古学文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刘建成报告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红玉髓珠的溯源研究》。他以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红玉髓珠为研究对象，利用拉曼光谱和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技术对其进行矿物与成分分析，并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玉髓矿料进行了初步调查。这是我国国内首次尝试利用成分分析对红玉髓进行溯源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三星堆所出六枚玉髓珠中有五枚与峨眉山火成岩周边玉髓矿的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组成相似，另一枚与蒙古高原及河西走廊的红玉髓成分接近。他结合玉髓加工工艺研究，认为三星堆时期四川盆地可能与亚洲内陆地区存在长距离文化交流，暗示三星堆文化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有潜在影响。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汇报了《资源视角下的古蜀兴衰与商周变革》。他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竹瓦街遗址三个中心性聚落遗址内出土的海贝、象牙等珍稀资源以及殷墟青铜资源为例，对古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资源流通和商周政局变革进行了研究。他从资源流通视角入手，结合考古学、科技分析以及文献资料研究，认为商时期三星堆与殷墟建立有高度发达的资源流通体系。象牙、海贝等珍稀资源经由三星堆流入殷墟，同时殷墟的青铜资源也输入三星堆，支撑三星堆的青铜文化的繁荣。至商周王朝变革之时，这一资源流通体系瓦解。三星堆祭祀坑出现，地域中心转移至金沙遗址，金沙与西周王朝关系疏远，资源交换不再。之后竹瓦街遗址成为亲周之蜀，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亲周之蜀的礼仪系统流传下来，而三星堆-金沙人群的祭祀体系逐渐消失。

讨论点评：重点为文化的汇聚、辐射和殷墟与“大邑商”概念认识变化。以殷墟为中心的文化汇聚与辐射和以三星堆为核心的资源文化交流运输都是关于文化的汇集和向四周的辐射，两者可以结合考虑，综合分析。殷墟与“大邑商”的关系在于殷墟是现代考古的一个遗址点，而大邑商是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词语，而关于大邑商的认识随着目前殷墟周边区域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认为大邑商即是殷墟，即大邑商的范围就在殷墟。但目前在以殷墟为中心，大概10到2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发现有辛店、邵家棚、任家庄、华翔城、老刘庄、大坡等重要的遗址群，故推测在以殷墟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内应该存在有一圈晚商据点，这些据点共同构成了殷墟的外围防线，构成了大邑商的规模布局。

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报告了《商丘宋国故城发掘收获与学术意义》。他首先对商丘宋国故城遗址的发现与考古发掘进行了简要回顾，之后对2021年至今的考古发掘内容进行了介绍。目前宋国故城已发现五个不同时期且相互叠压的城墙，最上层为两宋时期的睢阳城，其下依次为两宋-隋唐-两汉-战国-春秋，这证实了商丘地区“城叠城”的历史现象。在城墙内侧城内路土层面发现车辙，路土层中夹埋陶瓮棺葬、陶盒棺葬和陶瓦棺葬以及竖穴土坑墓，墓葬时期均为东周时期。不同时期夯土层间也发现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包括可证睢阳城始建年代早不过天宝年的纪年墓，以及为公元460年后宋昭公与宋悼公迁都彭城提供考古学证据的战国初年墓葬。另外，在宋国故城南城墙东段城内发现一批东周水井和部分窖藏坑，可能存在冶铸遗存，有利于探讨与研究东周时期豫东地区青铜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祁报告了《北方地区出土商周铜铙研究》。他通过对北方地区所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铙进行研究，将铜铙分为无环和有环两类，前者为主流。铜铙一般为三件一组形成编铙，植架使用，并复原了编铙植架的方式。编铙是标识墓葬等级的乐器，其与石磬、木鼓的组合关系仅见于大型墓葬中。他认为编铙及其组合与墓主等级的对应关系意味着商代乐器制度已经较为成熟，乐器不仅用于演奏，同时也是等级高低的标识物。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王文轩汇报了《商和西周时期数字卦器物新识》。他对商与西周时期出土的与数字卦相关的器物进行了详细系统的梳理，发现数字卦器物多出土于手工业作坊周围区域，应与手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他认为晚商时期数字卦器物主要出现于商文化的核心区域内，先周文化遗存中却不多见，这表明数字卦应为商系手工业系统的占筮方式之一。至西周早期时，随着殷遗民工匠被分迁各地，数字卦器物出现于周人活动的区域，西周中期以后，数字卦与商系族群其它文化特征一起渐趋消失。因此，数字卦器物与祭祀坑、占卜工具等共同构成商系手工业生产中的祭祀占卜体系。

学术总结：岳洪彬做学术总结。本次夏商学术研讨会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部分为田野考古新发现，包括河南鲁山邓寨遗址二里头文化墓葬，西安老牛坡遗址2010年夏商文化新研究，湖南浏阳河流域新石器商周时期遗址调查收获，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湖南汨罗黑鱼岭商代墓地，河南安阳大坡与老六庄遗址商代考古发现，商丘宋国故城发掘收获等。这些新发现为之后夏商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础，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石；第二部分是对于考古学文化方面最新的研究，包括赵春青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问题，认为新砦遗址是早期夏都。徐昭峰对郑州东赵中城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夏对东部夷族的军事防御体系。赵东升对宁镇-皖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格局及势力变迁进行了研究，陈晖试讨论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格局，牛世山以殷墟为视角讨论了晚商文化的辐射与汇聚，魏继印对黄河文明与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文明三者之间的交往过程进行了宏观梳理；第三部分是对器物和纹饰方面的研究，包括郭艳利对先秦青铜兵器演变及所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性进行了研究，黄富成对书院街墓地M2出土“覆面”器进行了研究，苗霞提出了对于各类钺在发掘报告中的排版方式提出了建议，韩鼎对饕餮纹的类型演变提出了新看法，王祁对北方地区出土商周铜铙组合方式等发表了看法，王文轩对商和西周时期数字卦器物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是科技手段在夏商考古中的应用，包括朱君孝对二里头文化科技考古研究的梳理，刘煜对于商周青铜器连接技术的地域风格的探讨，王庆铸从铅同位素角度对商代青铜器生产与金属资源流通状况进行了研究，刘建成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髓工艺及溯源研究，黎海超从资源视角下对古蜀兴衰与商周变革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是学者根据考古发掘发现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新的探讨研究，如张立东对“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提出了新解，认为“从先王居”就是从先王之居迁往国都的意思。贺俊对方国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总体而言，本次学术研讨参加人数众多，研讨题目、范围、时间跨度大，信息量丰富，有利于学术研究与探讨。

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

专委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侯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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