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至24日，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四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古学交流活动。活动期间，杜伦大学副校长考布里奇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多诺霍教授以及考古系系主任斯基德教授来京考察，并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等进行会谈，就未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东波斯湾地区联合考古，联合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人才方面达成了共识。此次活动，是双方继2016年12月在上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进行具体的学术交流活动。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长期以来，故宫博物院在陶瓷研究与古代窑址的调查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力量，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杜伦大学不仅收藏了波斯湾出土的数千片龙泉青瓷，而且长期在中东地区从事考古发掘。5月9日，杜伦大学副校长考布里奇教授一行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玮的陪同下来到慈宁花园东侧院考古发掘现场参观，慰问了此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杜伦大学师生，并接受了采访。

　　记者：我想请考布里奇教授谈一谈作为英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之一，贵校考古系过往的主要成就与特点？

　　考布里奇：杜伦大学拥有世界优秀的考古系，目前在QS体系中名列世界第四。在杜伦大学，除传统学院考古学以外，我们还有配合基建的社会考古服务，所以我们的考古学科可以从学科的科研领域，一直覆盖到这个学科的文化诠释以及现实意义。我们的考古学研究覆盖区域也非常全面，比如欧洲，南、北美洲，还有南亚都是我们的专长。此次来到中国，来到故宫这样一个人类艺术和建筑的圣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与这里的同事们进行考古学交流活动，共同建立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十分重要。

　　记者：结合杜伦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的特点，您能否谈谈双方联合培养人才方面的前景与希望？

　　考布里奇：杜伦是世界上排名前一百的大学。我们拥有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文科部三方面的优秀师资。故宫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物的研究。这些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我们希望与故宫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具体就考古领域而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考古传统以及如何诠释中国艺术品;同时也希望能够带来英国考古专业方面的特长。双方交流看法，互相学习。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记者：自古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都很活跃。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是合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世界视野下进行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是否将成为杜伦大学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考布里奇：绝对是的。我们似乎总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但放眼整个历史、丝绸之路，都显示了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尤其是最近，我们考古系的一位成员在西班牙又发现了中国的陶瓷。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已经将印度的考古发现、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研究联系在了一起。中东考古是杜伦大学具有专业优势的领域。一个全球性的大学必须认识到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与故宫建立伙伴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

　　记者：您对双方的合作有什么样的期待？

　　考布里奇：我们非常欢迎故宫的同事们到杜伦来。杜伦大学有一所非常重要的东方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里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尤其是青瓷收藏，开展学术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收藏历史。

　　理论、实际相结合

　　中英考古学方法论短长

　　此次为期二十天的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活动主要分为专家论坛、遗址参观、发掘现场实地记录比较三部分。

　　5月5日，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与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进行座谈。张先生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建立考古研究所的初衷，讲解了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的关系以及故宫考古的方法特点——“最大程度保护、最小程度干预”的“微创”发掘。最后，张先生从三方面着重讲述了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首先介绍了以李济、梁思永、夏鼐等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形成期;然后，通过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先阳洼湾的发掘为入手点，讲解了层位学以黄土高原为环境背景在中国诞生、发展的始末;最后结合生物学概念，讲述了中国考古学的谱系类型学。最后，张先生总结道“中国考古学有两把尺子：层位学、谱系类型学。这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比较成功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学习西方考古学方法，并将其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的一些变化和改革，最终创造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随后，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参观了故宫大高玄殿的古建修复与考古发掘现场，参观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主持的圆明园清代园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以上参观了解了当前新兴的明、清宫殿群落考古的实际情况。

　　5月13日至18日，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团队一行八人赴浙江省考察，参观、走访了龙泉地区金村——大窑古代窑业文化群落，其中重点参观了枫洞岩古窑遗址、小梅窑遗址、西口窑址，参观了龙泉市博物馆以及现代青瓷文化园。在浙江，交流团队一行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上林湖后司岙龙窑遗址，帮助交流团成员了解浙江地区从唐五代至明清的青瓷发展脉络，并对中国青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规模、文化影响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杜伦大学收藏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on）在波斯湾采集的大量陶瓷标本，仅龙泉青瓷就占全部中国采集品的三分之一。这批标本可以反映波斯湾地区从公元4世纪到17世纪的当地制陶业以及海外陶瓷贸易的情况。这批龙泉青瓷的整理工作将作为下一步故宫与杜伦大学合作的重点。此次浙江考察所习得的中国青瓷文化为此奠定了必要的物质研究和知识交流基础。

　　此次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在故宫博物院院内考古工地，进行了十个工作日的中、英两种发掘记录，比较其中异同，探讨双方考古学方法。5月22日，故宫-杜伦双方考古工作者就此开展了中英考古学方法交流的座谈会。杜伦大学德里克·卡耐教授从工作方法、发掘目的、具体布方方式、记录方式、文物采集过程、地层关系梳理、考古整理的计量统计学等十方面比较中、英双方考古学方法上的异同。英国记录以量化表格为基础，重视标准化，方便实操人员流动性大的发掘工作。中国记录以探方日记为基础，重视发掘过程的细节变化，有助于整理阶段重建对发掘对象的认识过程。故宫博物院考古所李季所长简短概括了中国考古规程的形成特点，即服务于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工作的工作重心而逐渐发展、完善;总结了此次考古学交流活动的三点收获。一是英方注重系统性、逻辑性的整体思考，中方的思维传统是更讲求实用性，双方各有所长，可以实现完美的结合;二是中英两种发掘记录相结合可以同时满足现代信息数字化录入与中国考古学实际应用两方面的需求;三是双方考古学方法产生于不同的工作习惯、工作环境，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考古工作者要采取开放的态度，丰富考古学获取信息的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建设。总之，这次考古学交流活动是一次宝贵的磨合切磋的机会，为双方下一步在波斯湾地区开展联合考古考察、发掘活动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