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之旅，在他的时代，当然堪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即使如今重走，这条道路仍然神秘。

　　有待再发现的世界

　　20天的中亚之旅即将过半时，我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丝路古城撒马尔罕。连日的长途奔波和骄阳灼烤令人疲惫。听乌兹别克向导强尼说要带我们去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有些意兴阑珊：看看那些来自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北美的旅行团就知道，今天撒马尔罕的声名是由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围的宏大伊斯兰建筑构成的。而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昨天刚刚路过它，那是撒马尔罕城北一片蒿草丛生的荒芜高地，旅行指南上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摧毁了整个阿夫罗夏伯城。在那之前，粟特人曾在此建立兴旺的丝路城邦。

　　顺着台阶爬上那片高地，最先到达的是一座门可罗雀的小博物馆。买完门票，向我推销旅游手册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讲解员。她把我引向一间昏暗的展厅。展厅三面墙上都是壁画。“60年代，政府打算在这一带修路，意外发现了宫殿遗址。你现在看到的都是7世纪的壁画原迹。”听她这么一说，我来了些劲头。

　　她带我从左面的壁画开始看起。画面上的蓝色、红色和黄色依然瑰丽，依稀能辨识出粟特王拂呼缦、他的父母妻子、骑骆驼的卫士、献祭的牲口、穿白衣的宗教领袖。“这描绘的是扫墓的场景，遵循的是拜火教文化传统。”中间的一幅，拂呼缦端坐在画面中央上方，四周是来自各国的使臣。讲解员通过服饰让我辨认出他们中的波斯人和高丽人。“你看得出吗？最中间正在被接见的六位使臣来自唐王朝。前面几位手捧的是丝绸布匹，最后面的那位提着一串橄榄形的东西，那是蚕茧。”

　　我还未来得及为这不期而至的收获唏嘘，第三幅壁画就将我完全吸引了去。这一次，画面中的风物不再陌生。左侧，云鬓高耸、面庞丰满的仕女正在泛舟。旁边船上的男人穿袍衫，戴幞头。右侧，同样穿着的男子策马扬鞭，正以长矛狩猎野兽。没错，这是一幅完全描绘唐代风貌的壁画。早在3世纪，粟特人就以商队的形式在长安、洛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往返。“壁画原本是被安放在宫殿的接待大厅里的。”讲解员补充说，“这说明，粟特王希望昭告天下，他与唐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

　　尘封在岁月里的勾连兀然现身。在阿夫罗夏伯遗址的小小博物馆里，“丝绸之路”这个说起来熟悉，但实则极为抽象的概念突然具体起来。走出博物馆，我穿越荆棘丛生的荒原去看考古开掘的遗址。头顶的天空风起云涌，我感到自己仿佛同时处于多个历史时空之中。今天的撒马尔罕似乎已经与壁画上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大联系。拜火教早已是过眼云烟，远处伊斯兰古迹鲜艳的蓝色身影统率着天际线。不远处，有人在放牧羊群。我分不清他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塔吉克族。传说中的粟特人，早已消融在现代中亚民族的血液里。

　　一个多月前，当我在朋友圈里宣布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时，几乎所有人都视我将要去一片未知之地。“据说那里就旅行而言相当贫乏。”“听说很不安全，要小心。”“他们吃什么？说什么话？好像是伊斯兰国家？”“远不远？时差几小时？要坐多久飞机？”事实上，若非在临行前做了些功课，我心目中的中亚也仅是草原、沙漠、驼铃的简单混合体：从心理距离上，它比非洲更遥远；在文化认知里，它几乎是世界版图上最彻底的空白。

　　阿夫罗夏伯终令我切身认知到这样一个事实：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曾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他国，是中华文明与广阔世界的最直接勾连。

　　公元前138年，“博望侯”张骞开启“凿空”之旅。历史学家翦伯赞将其与哥伦布到达美洲相提并论。中国对西域诸国的认识从无到有，从茫然到逐渐清晰，自此“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后汉书·西域传》说史学家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隋书·西域传》中共记载了西域和中亚20多个国家的位置和风土人情。

　　唐玄奘以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僧人奔走在丝绸之路上，包括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北魏的惠生、宋云等，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000之多。

　　至唐，政府派遣官员到葱岭以西，“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661年，唐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包括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共设置16个都督府，80个州。其中的康居都督府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大宛都督府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地区；安息州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地区；怯沙州在撒马尔罕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贵霜州在撒马尔罕西北60英里；休循州是今天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有的费尔干纳地区。

　　在阿夫罗夏伯遗址博物馆，壁画最令我唏嘘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心理亲近感。画面中的唐代男女人人自得其乐。为了将那个东方帝国表现得更加生趣盎然，画师甚至在壁画中添上了一只家禽，正在喂食它嗷嗷待哺的雏儿。

　　汉时，张掖郡昭武县的汉民们迁居中亚，融入了当地的粟特人中，建立了一系列小国：“康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九姓”是旅居长安的外商，也是唐王朝的战士和将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契丹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灭了后唐的石敬瑭都是粟特人。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的时代早已结束。20天中的中亚之行，我不断地在历史、现实、陌生与熟悉之间来回穿梭。这是一次个人的“凿空”之旅，那个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丝绸之路”终于显出了它的轮廓。

　　路的诞生

　　一条道路意味着什么？为解答这个疑问，我们试图沿着前人的脚步还原丝绸之路。

　　史学界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路线颇有争论。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所抵达的大宛国位于费尔干纳盆地。随后，他从费尔干纳腹地南下。大月氏大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铁尔梅兹古城。“凿空”之旅的终点则在阿富汗境内。用今天的眼光看，张骞向西的探索并不太远。

　　627年秋，僧人玄奘从长安出发。西安慈恩寺有一面石刻图：他身着僧服，胸前坠着佛珠，脚穿草鞋，腰挂小包裹，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支一把伞，伞前挂一盏油灯。玄奘向西走得更远。他辗转达到的地区大致包括吉尔吉斯西北的伊塞克湖、吉首都比什凯克一带、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最西到达“货利习弥迦国”，也就是波斯语中的“花剌子模”，其中心是今天乌兹别克的希瓦城一带。我们的旅程就将这些坐标点串联了起来。

　　为进入今天的吉尔吉斯，玄奘一行经新疆阿克苏翻越天山，绕过海拔7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选择了西南边4284米高的勃达岭，经历了7天7夜“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的山险跋涉。

　　今天，旧时天山古道已经成谜。清晨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脚下是“寒风惨烈”、漫无边际的巍巍雪山，后来云层渐厚，一片混沌，两个小时后我就在比什凯克降落了。我们决定不作停留，逆行向东，去看看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伊塞克湖。

　　汽车一路沿着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线东行。比什凯克向东出城的道路就叫“丝绸之路”。实至名归，大约60公里后，我们到达了托克马克市。

　　相传诗仙李白出生于碎叶。648年，唐朝廷平定龟兹后，即设镇于碎叶，它一度是唐代安西四镇中最西的一个军镇，但8世纪以后，碎叶就逐渐荒废了。上世纪，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托克玛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别希姆发现了风化成巨大土堆的城墙式建筑，出土了“一件非常精致的瓷制残龙”和流行于唐代建筑物上的莲花纹瓦，断定这一带就是传说中碎叶的所在地。

　　今天的旅行者在托克马克停留，主要是为了去看11世纪的布拉纳塔。这座砖结构的圆柱形塔经苏联复建尚残存25米高，伫立在一片郁郁葱葱、点缀着罂粟科橘色野花的开阔原野上。布拉纳塔说明，托克马克地区并没有随碎叶而没落。古塔百米外有一片石雕，是9世纪突厥人留下的墓碑。那时候中亚的伊斯兰化尚不完全。这些墓碑显示出佛教传统的影响——它们刻着人的具象面目，这是伊斯兰教义所不允许的。12世纪，布拉纳塔还见证了契丹人的城市八剌沙衮，即中国古代西辽的国都。出乎我意料，我到的这天，布拉纳塔人声鼎沸，除了成群结队的在学校学生，还有大批拖家带口的本国游客，我耐心等待了十几分钟，也没能有机会爬到残塔顶端去瞧一瞧。向导奥尔佳告诉我，布拉纳塔相当于吉尔吉斯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还把它当作拍婚纱照片的热门场所。“你知道，吉尔吉斯留存下来的古迹非常有限。”奥尔佳解释说，“除了南部奥兹贡有一片古代陵墓，也就是这里了。”

　　现在的托克马克有6万人居住。沙俄1864年在此处兴建了现代城市。1938年，苏联建成了通往比什凯克的铁路。以吉尔吉斯的标准看，托克马克经济相对发达，有大型玻璃厂、采石厂等企业，是该国对外开放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近两年，也有中国企业在这里投资建设炼油厂。进城界的时候，我看见路中立着一架飞机。据说这一带的薄雾天气十分适合飞行员训练，是吉尔吉斯的航空训练基地。

　　直到5天后到达南部重镇奥什，我再未途经较大的城市。事实上，首都比什凯克有12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近1/4，第二大城市奥什有50万人。这几乎就是吉国的全部城市人口了。

　　如何理解吉尔吉斯的经济形态？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切脱不开“地理”二字。比什凯克往南40公里就是依天山支脉吉尔吉斯山建立的阿拉阿查国家公园。然而我们一路向东，所见是雪山之间的大片沃野农田。公路沿一条蜿蜒的水道而行，那是楚河，天山北麓第二大河流。楚河在吉尔吉斯山和外伊犁山－楚伊犁山的包夹之中形成一片开阔的河谷。河流的冰川融水和降雨足以支撑农业生产。这正是托克马克一线长盛不衰的原因。1220年，道长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赴中亚与之西征中的蒙古军相会。在他的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楚河的农业情况：“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

　　李志常用“万里”来形容，不免有些夸张。出托克马克向东一小时后，我们就在怪石嶙峋的山间夹道里行进了。等到眼前再度开朗，天边显出一片蓝色，伊塞克湖到了。

　　伊塞克湖在世界高山湖泊中水深居第一、集水量居第二，从东至西浩荡182公里。“山行400余里”后的玄奘留下了历史上关于伊塞克湖的第一笔记录：“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汨忽，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我们沿湖北岸行进，农田消失了，路过几个冷清的小村庄，几群放牧的牛羊，在傍晚到达了湖岸中段的乔蓬阿塔镇。乔蓬阿塔镇在苏联时代就是疗养旅游的集散中心，老主顾包括勃列日涅夫。小镇北面，山脚下的高地有一片广袤地带，布满了冰期岩石块。石块上留有许多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岩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这个露天博物馆的前边有一截古怪的“公路”。过去，运送游客的苏联飞机从山脚下加速，在冲向湖岸的过程中一飞冲天，想来倒是十分有趣。

　　如今，乔蓬阿塔的湖光山色之间遍布度假村，还有一个颇为扎眼的摩天轮。5月初，冷风习习之下，小镇颇为冷清。七八月份，当比什凯克陷入40摄氏度的高温，太阳伞就将遍布沙滩。大批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人在这儿享受28摄氏度的凉爽。他们从游走的小贩手里购买鲱鱼以佐啤酒。鲱鱼是从湖里捞出来的，盐腌半风干制成。我沿途花50索姆（约合人民币6元）买了一条，30厘米长，撕去皮吃，不怕腥的话，算得上肉厚脂香。不过，苏联时期，伊塞克地区并不对外国人开放。湖的东端有一片军事基地。苏联海军在湖里测试高精度鱼雷。据说现在还有老化退役的海军快艇组成的船队用来运输货物和旅游观光。

　　第二天清晨，我走到栈桥尽头待了一会儿。夜里下过一阵小雨，空气清冽，湖北昆格山脉的模样清晰起来。山巅顶着薄雪，云雾就在山间流淌。明代外交官陈诚于永乐十二年（1414）抵达伊塞克湖。时值农历六月初四，与我时节相仿，他的观感也与我相似：“沙浅浪平清见底，烟消岸阔远无边……今夜客槎堤畔宿，月光如水水如天。”

　　伊塞克海拔1600米，并不太高，以其广阔却没有孕育出繁盛的农业文明，其原因依然在地理。玄奘在冬季抵达伊塞克湖，他见湖面未曾结冰，便命名为“热海”。与许多高山湖泊一样，伊塞克湖是咸水湖。我在岸边尝了湖水，微有咸味。过了一会儿，湖上的云渐渐散了，南岸的半空隐隐显出一排雪峰，那是泰尔斯凯山脉。

　　卫星云图特别清晰地显示，这个庞大的湖泊其实是昆格山脉和泰尔斯凯山脉之间的凹地。它的生命力依赖大约80条河流。这些河流中，只有3条来自北岸山峦，因此我们一路沿湖看到的地貌都颇为干旱。

　　陈诚记述伊塞克湖“千崖万壑响流泉，一海中宽纳百川”。他和玄奘一样，都是沿南岸而行。高山融雪在那儿形成一片丰饶的草场。然而，草场再向南去，天山山脉从东北到西南斜着横扫了吉尔吉斯的大半壁国土。根据旅游指南的说法，那是吉尔吉斯风光最美的地区。我们本来打算去吉第一大高山淡水湖松克尔湖看看，但得到的消息是：五月飘雪，一个月后，牧民将驱赶牲畜奔赴高山牧场，他们一路清除积雪后，游人才可能在越野车的帮助下一观松克尔的美貌。而松克尔也只是天山山脉的边缘地带。这当然也决定了丝路的走向。当年，在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国王的建议下，玄奘带着高昌文书和礼物，从南岸绕过伊塞克，直奔碎叶一带而去。在那儿，他拜见了西突厥可汗，得到一支骑兵小分队沿途护送。《大唐西域记》中，从碎叶到铁门关（现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玄奘再没有留下任何行路艰难的记载。

　　封闭和开放

　　看过伊塞克湖，我们花三天的时间奔向费尔干纳盆地。

　　从乔蓬阿塔折返向西，伊塞克湖最东端的城市巴尔克奇（Balykchy）是一个分界点。公路从小城中央穿过，依次路过体量巨大的水泥粮仓、成排的俄罗斯民居小木屋和苏式公寓楼。萧条肃杀的小城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几个没精打采的居民在路边支起铁架子，挂上腌鱼，摆上蜂蜜，期待过路车辆赏光。路过中央车站时，向导奥尔佳惊讶地发现车站房顶上的列宁像“终于”不见了。广场上的那尊去年刚被挪走。不过列宁同志依然“坚守”在驾驶学校门前。依我所见，巴尔克奇的新建设，除了一座簇新的清真寺，就是一尊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传唱者的塑像了。

　　巴尔克奇的名字取自吉尔吉斯语中的“渔夫”一词。苏联时期，伊塞克湖的渔业一度十分发达。巴尔克奇借此成为船运枢纽。出城时，我看到一段铁路，是“二战”时德国战俘修建的，通向比什凯克。一度，俄罗斯人是巴尔克奇的主要居民。吉尔吉斯现代经济的一大问题是长期处于苏联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独立后原料、生产、消费相互脱节。巴尔克奇的命运也是如此。加之伊塞克湖的渔业资源因管理不善濒临枯竭，俄罗斯族大批返回俄罗斯，这座城市迅速衰落了下去。

　　当我们离开巴尔克奇，进入吉尔吉斯山南麓的山谷，葱翠延绵的高山草甸和潺潺溪流就将我们包围了。和巴尔克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里，吉尔吉斯人保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未曾改变过它。

　　我在车上远远望见巴克古尔的圆顶帐篷。碰上巴克古尔是我的运气。一般在这个季节，牧民们还没有从聚居的小镇回到牧场上来。巴克古尔正在户外劳作，丈夫外出了，十几岁的儿子忙着用树枝制作一支弓箭。一个干活男人是她的雇工。前两天，一家人刚刚从几公里外的小镇搬回到牧场，必须尽快建好畜栏。巴克古尔的50头牛、60匹马、13只羊就在周边的山坡上悠闲地溜达。

　　10月1日，巴克古尔会回到村镇上躲避严酷的冬天。在这以前，草场是巴克古尔生活的全部内容。帐篷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一家人的最大娱乐是草原上的传统节日和古老竞技。“乌拉克塔提西”运动最受欢迎，人们要在飞驰的马上俯身用一只手将重达50公斤的无头羊捡拾起来。那是对骑术的终极考验。骑手们嘴里咬着一撮羊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身体痛苦时喊出声来，也不会咬掉自己的舌头。

　　巴克古尔冲我笑起来，露出一排闪亮的金牙——中亚民族的传统时尚。她17岁结婚，在我所经过的这个位置她已经度过了30年的放牧时光。巴克古尔告诉我，每个牧民的牧场都是固定的，每年她需要交给政府一笔管理牧场的费用。这大概是现代国家体制对她的最大影响了。除此之外，她夏季出售马奶，冬季出售牛羊肉。她不大记得苏联解体对她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畜牧产品的价格总是一年高一年底，她没什么好抱怨的。“巴克古尔”的意思是“幸福的花朵”。她就在这山坡上兀自开着。必要的时候，她会拿出一支猎枪，击退山间游荡的野狼。

　　吉尔吉斯的意思即是“山里游牧人”。他们的先民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来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与当地的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那些以现代化视角看来有些“原始”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吉尔吉斯人的现实生活，也是他们的身份意识所在。

　　“比什凯克”的意思是“搅拌马奶酒的棒子”。巴克古尔只养母马，马奶是她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们夏天喝马奶，那是最解渴的。而乌兹别克人只会喝绿茶。”——我对中亚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区别认知，竟然是通过饮料启蒙的。

　　母马在食用一段时间新鲜牧草后才会在夏天来临前大量产奶，吉尔吉斯人将发酵的马奶做成低度酒精饮料“库密斯”。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的汉武帝时期，楚河河谷一带是康居国的所在，往东伊塞克湖至伊犁河谷是乌孙国。汉朝和亲、嫁给乌孙王的细君公主曾作有《黄鹄歌》：“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酪”即是马奶制成的饮料。13世纪法国人威廉·鲁布鲁克详细地记述了制作马奶酒的方法及过程：“他们把奶倒进大皮囊或袋里，开始用一根特制的棍子搅拌它，棍的下端粗若人头，并且是空心的。他们用劲拍打马奶，奶开始像新酿酒那样起泡沫，并且变酸发酵，然后他们继续搅拌到他们取得奶油。这时他们品尝它，当它微带辣味时，他们便喝它。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有辣味，喝完后舌头上有杏乳的味道，使腹内舒畅，也使人有些醉，很利尿。”这是关于马奶酒制作的最详细的历史记录。

　　如果是在夏季，路边会有大量帐篷出售“库密斯”。我心生好奇，想买些尝尝，可时节不对，一路都没有找到。到奥什逛巴扎的时候，终于偶遇一个游贩。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大可乐瓶给我。打开盖子，一股特殊的浓烈膻味冲出来。鲁布鲁克关于味道的描述太过浪漫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勉强尝了一小口，味道微酸，极为刺激。

　　虽然尚没有马奶招待我们，但巴克古尔还是大方地让我参观自家帐篷。这种俗称“蒙古包”的民居并不只是蒙古人的专利。一般来说，吉尔吉斯人的帐篷比哈萨克斯坦人的小，但比蒙古人的大。巴克古尔很骄傲地告诉我，她每5年会更换帐篷外面的羊毛毡，这顶帐篷已经使用了20年，现在买同样一顶帐篷得花费1000美元到2000美元。在伊塞克湖南岸，有两个村子以制作帐篷著称。出色的匠人备受尊重。他们的作品还被吉尔吉斯斯坦当作国礼使用。

　　巴克古尔的帐篷直径大约4米。靠门边的灶台上正滚着牛奶粥。其他地方一览无余，收拾得空旷整齐。圆顶帐篷有它自己的使用秩序。门左边是男主人睡觉的地方，那里同时存放打猎和骑马的用具。女儿和孩子睡在门右边，靠近灶台的位置。正中间能升火笼。一家人在那儿围坐用餐或者接待客人。向导奥尔加叫我往上看。帐篷顶上的毛毡是掀开的，露出一个圆形的开口。生火时烟尘从那里散出去。六根木头在圆形开口处横竖各三根，呈十字交叉。“记得我们的国旗长什么样子吗？就是它。”圆顶帐篷的这个结构叫“tunduk”，这是吉尔吉斯人的图腾，代表友谊、力量和团圆。

　　告别巴克古尔之后，我们不断穿梭于山谷、草场、隘口和点缀它们的小小村镇，四面永远是美不胜收的雪山。7世纪起，中亚开始伊斯兰化进程。就像巴克古尔，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即使不会虔诚地履行宗教仪式，也会秉持穆斯林的自我认知，这在墓地上体现得最为直观。许多吉尔吉斯墓冢修建得特别用心，人们用砖头砌出缩小版的伊斯兰建筑，有穹顶和拱门。或繁或简，都会在墓顶上插着星月标志。

　　一路旅行，我经过了无数墓地。之所以总是看到它们，是因为它们永远出现在路边。“过去，人们在游牧迁徙过程中死去，亲人就将他们就近安葬在道路边上。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现在即便是在定居的村庄，人们也会将大片的公共墓园修在路边。”奥尔佳告诉我。那些墓园给我这个匆匆过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在辽阔的草甸之上，一大片土黄色的穹顶建筑，有些已经风化坍塌了，远远望去，仿佛一座荒弃的城池。

　　然而，不管我如何尝试理解，传统的根深蒂固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曾在一个偏僻山坳里的小村子借宿一晚。25岁的腼腆女主人有两个女儿，照料着一间家庭旅馆。第二天上午，我们开了大半个小时车，到了另一个雪山环绕的大村庄苏萨米尔。我在村里闲逛。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女孩们拉着水罐。向导奥尔佳和我谈起吉尔吉斯的女人，说她们照看家里的一切，永远在忙碌。“人们都说找老婆得到这样的村子里来。去过比什凯克的女孩就会学化妆，讲漂亮，没那么勤快了。”奥尔佳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吗？昨天的那个女主人原来就住在这个村子。她是个‘抢婚’新娘。”我在《孤独星球》指南上看到过“抢婚”，我轻描淡写地把它看作猎奇轶事，全没料到它会活生生出现在我眼前。

　　传说，“抢婚”的风俗起源于12世纪的吉尔吉斯汗国。当时，部落间不断发生偷盗马匹和女人的现象，逐渐演变成“抢新娘”。法律从1994年起明确禁止这种行为。但很显然，它依旧很“时髦”。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是，男人向中意女孩的父母表明心意，奉上牲口作为聘礼。在“岳父母”的默许下，他有权将行走在路上的女孩掳回家去。许多父母并不会提前将这桩婚事告诉女儿，这正是我们的女主人所遇到的情况。另一些时候，“抢婚”则会变成一次赤裸裸的绑架。在女方家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女孩被劫掠到男方家里。只要男方的家人能让她戴上新娘头巾，这桩婚姻就算成了。有人权组织统计说，20%以上的绑架会以“强奸和性折磨”告终。一些人为“抢婚”辩护，说这是传承民族风俗，能够减少婚礼成本。无论是哪种情况，被“抢婚”的女孩基本只能接受现实，“从男方家里跑出来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行为”。

　　作为女性，我无法戴着“传统文化”的玫瑰色眼镜看待这种行为。在苏萨米尔，村里的男孩用有限的几个英文单词和我们聊天，关切地询问iPhone6手机和单反相机的价格。现代消费文化的渗透力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人依然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里。

　　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占吉国土面积的90%以上。历史上，丝绸之路这一庞大路网带来了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突厥人、蒙古人，也创造了吉尔吉斯民族。但它已经衰落了数百年。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完全依赖莫斯科与世界发生联系。苏联解体以后，吉尔吉斯经济遭遇了巨大困难，迄今仍是中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巴尔克奇那段德国战俘建设的铁路现在依然用于运送粮食和油品。吃苦耐劳的马匹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国家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像样的公路。很多时候，我们的车只能长时间地以每小时不到30公里的龟速前进。

　　但“地理”也同时意味着开放的可能性：这个人口不到600万、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正处于中亚枢纽，它与四国接壤，拥有4170公里的边境线，其中1096公里与中国新疆毗邻。

　　从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路上，我们就遇到了中国的筑路队。奥尔佳提醒我们，第二天虽然只有大概200公里的路程，但由于路况很差，会花费很长时间。“中国人还没完工。”她说。当时，我们只是会心一乐，直到一路过去不断看到中国的施工队伍，才知道她并不是在说俏皮话。奥尔佳说：“我有一位从业30年的同事总是感叹：从吐尔尕特口岸（位于新疆喀什）到纳伦（吉尔吉斯中部城镇、交通枢纽）过去要走9个小时，现在只需要两个半小时了！”

　　中国驻吉大使齐大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吉尔吉斯斯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交通过境国，希望成为地区的商品和贸易的转运中心。这恰好是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扮演的角色，从2001年开始，中国路桥工程公司在吉共修建了约1400公里的道路。在建的约600公里，未来规划修建的还有1000公里左右，这将形成吉尔吉斯公路的主干线骨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发行和欧盟在吉尔吉斯都有筑路项目。从资金规模上比较，来自中国的资金占到70%。

　　在圆顶帐篷里守着牲畜的巴克古尔也处在类似的变化之中。牧场多了两件新鲜事物：帐篷外面靠着一块太阳能板，“是中国货”。她抬手指向对面的山坡，簇新的大电塔闪闪发亮。“中国人建的，刚完工不久。”

　　丝路遗产：核桃、棉花与丝绸

　　吉尔吉斯最好的一条公路是连接比什凯克和第二大城市奥什的M41公路。它翻过吉尔吉斯山向南插去。我们在苏萨米尔村以西拐上这条路，翻过几个海拔3000米的隘口，一路瑰丽的风光让骑行过川藏线的摄影师也忍不住大呼过瘾。海拔下降的速度很快，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工夫，我们历经了壮阔的雪原、延绵的绿色草甸和葱翠的针叶林。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茂密的植被抹去了所有一切。我们匆忙脱去一路紧裹的薄羽绒服和厚外套，只想找杯冰饮解渴。

　　费尔干纳盆地以骄阳炙烤迎接了我。在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之间，费尔干纳盆地嵌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领土内，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为150公里，加上周围8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它并不大。但经历了吉尔吉斯山间的数天旅行后，我格外能领会它的珍贵。

　　盆地向西徐缓倾斜，正好让纳伦河流淌进来。纳伦河是中亚母亲河锡尔河的最大支流。公路沿着这条绿丝绒缎带蜿蜒。过了中亚最大的托克古尔水库，村镇和良田便成了大地的主宰。

　　巴什克莉裹着头巾，在田里一面拔草，一面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她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和许多人一样，5年前，她曾在莫斯科的冰淇淋厂打工，经济略有好转后回到家乡。平时，她在附近镇上的商店工作。在那儿，她有公寓、有热水、有网络，两个孩子都在接受高等教育。休息的时候，她都会来帮朋友打理农田。一方面，收获季节能有笔额外收入；另一方面，“祖祖辈辈干惯了农活，我的公寓里可没有这样的阳光”。马路对面，伊萨库诺夫正在照料家里三口人拥有的一公顷土地。他种植的土豆、西红柿和洋葱，都是餐桌上最重要的蔬菜。“托老天的福，收成一直都不错。”

　　费尔干纳盆地被群山环抱。对于古丝绸之路的旅人来说，只要能克服千辛万苦翻越帕米尔高原，就能在这儿享受难得的温和气候和丰饶物产。盆地西南部有一个不大的缺口，正是进入中亚腹地的最方便通道。玄奘对费尔干纳盆地也有描述，相隔约1400年，他和我的所见并无不同：“土地膏肤，稼墙滋盛。多花果，宜羊马。”《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大宛即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秉承着解匈奴之患的使命，张骞在这儿的最大发现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集解》解释说：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将其捕捉到手，于是放养五色母马于山下，与其交配后的马驹即汗血马。

　　对于汉武帝来说，好马等同于国家安全。为此，他发动了两次跨越沙漠、高山、草原的艰难远征。第二次远征，6万士兵当中，活着回到玉门关的不过1万余人。但良马终于被运抵长安。

　　费尔干纳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培育马匹，但汗血宝马只存在于传说中。我所见到的当地马匹并不高大威猛。精干的外表倒是与它们长于耐力的说法相符。它们能够在一周时间里持续日行100公里，或者在24小时内完成160～260公里的路程。但是，这些马匹的血缘早已含混不清。19世纪后半叶，沙俄占领中亚以后，就以形体更大的俄罗斯马种与吉尔吉斯马混合。苏联曾在伊塞克湖和纳伦建立育马场，用进口的外国马匹，特别是欧洲马匹与吉尔吉斯马杂交，使它们更符合现代赛马运动的要求。如今，一匹中等好马在吉尔吉斯依然能卖出1000～1500美元的均价，但它们被世界觊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

　　不过，在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丝绸之路留下了另一些生机勃勃的物产。它们依然是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与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纽带。

　　深入盆地之前，我决定先去小村庄阿尔斯兰博布看看。公元前3世纪，张华在《博物志》一书中说：“张骞使西域，得还胡桃种。”我并不知道张骞是在哪儿取得的核桃种子，但在阿尔斯兰博布，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野生核桃林。

　　阿尔斯兰博布在盆地边缘的深山里，海拔1700米。车一路开过去，风景了了。村子地无三尺平，看不出什么名堂。旅游指南推荐了两条徒步线路：爬到村子半山的瀑布去，或者去看800年的古核桃树。我时间有限，又一心想尽可能地看到核桃林全貌，只能不走寻常路。

　　29岁的男青年罗玛成了我的向导。他身材高大，个头长相都不像典型的吉尔吉斯人。他告诉我，他父系一支是17世纪时搬到阿尔斯兰博布来的阿拉伯人，母亲则有哈萨克血统。

　　罗玛带我离开村子，爬另一侧的山。天气很热，人踩出来的山道有时很陡，淌下水流让地面泥泞不堪。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跋涉了大概一小时，我转身看山谷。北面是费尔干纳山区的最高点、4400多米的巴巴夏塔雪峰。融雪在山间挂出一条丰沛的银链，村庄沿着河流在山谷里铺开。绿树叠在村庄上方，间杂着一些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种。它们棕色的枝干密密麻麻覆盖了我对面的层层山峦，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那就是核桃树。”罗玛说，“前两个星期发生了一场霜冻，叶子还没能长出来。”

　　我们一鼓作气爬到山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山顶居然是一片沃野。牧民坐在缓坡上静静看护他的牛羊，小型拖拉机在田里来回劳作。不远处是起伏连绵的小山丘。棕色的核桃树、盛放白花的樱桃树和开满热闹粉花的苹果树团团点缀着它们。下午17点的斜阳抚过一切，我深信，陶渊明所说的世外桃源也莫过于此。

　　“阿尔斯兰博布”在吉尔吉斯语里的意思就是“森林之王”。正因为有它，吉尔吉斯斯坦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达到4%。一个故事和先知穆罕默德有关。传说，他派出使者寻找人间天堂。使者被山谷的美丽和溪流的清澈所动，他将先知给他的一袋果树种子播撒在这里，于是形成森林。不过，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6世纪，而当地又另有传说：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阿尔斯兰博布，正是从这儿将核桃种子带回了欧洲。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这片森林应该是距今6500万年到180万年的地质第三纪的产物。现在森林的面积是1.1万公顷，而它曾经有63万公顷之广阔。核桃究竟从何时成为这里的统帅，我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

　　据说，核桃是从伊朗传入中亚的。这个物种的到来对阿尔斯兰博布和周边村庄的人们来说意义非常。罗玛说，核桃在9月中旬开始收获。几乎所有家庭都会拖家带口住到林子里去。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要赶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来前尽可能收获更多的核桃。男人爬到树上去，用力晃动树干和树枝。女人和孩子则在树下撑开口袋。每个收获季节之后，所有人的手掌都被核桃皮染成了棕黄色，历月才能消退。

　　苏联时代，整个森林为国家所有。那时，社区旅游机构的负责人哈雅特·塔里科夫是护林员：“我们对误入核桃林的山羊只有一种对策，举起猎枪击毙它。没什么比保护核桃树更重要。”村民相当于农场的工人，完全不用操心核桃销路。独立后，对外经济联系中断。村民为了谋生，毁林开荒放牧的情况一度十分严重。近两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明令禁止了林木砍伐。为此，村里的两家核桃木家具厂都关张了。但对于森林来说，更重要的转机是：从前，1公斤带皮核桃的售价只有100索姆。5年前，土耳其人率先摸到这里，开始大批量收购。现在核桃价格翻了5倍。罗玛一家三口分到1公顷森林，其中包括85棵核桃树。去年大丰收，一家人收获了1吨果实。我算了算，这大约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吉尔吉斯斯坦，这真是笔不小的财富。每年，整个核桃林大概能收获1500吨到2000吨果实。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开始尝试栽种新的核桃品种。“土耳其人是通过互联网找到这儿来的。”罗玛告诉我，“现在也有中国商人过来。相比土耳其，把核桃运到中国去要容易多了。”

　　作为中亚难得的农耕中心，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苏联解体后，费尔干纳盆地分别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其中，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面积为7.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而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面积仅约为1.8万平方公里，覆盖的人口居然超过800万。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吉尔吉斯占的盆地面积虽大，但大多是边缘山区，而乌兹别克拥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

　　奥什市区外5公里有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边境口岸。过了口岸就是一马平川。从自然景观主导的吉尔吉斯过来，我颇不适应。车一路开着，只有农田、村庄和城镇。

　　乌兹别克斯坦淡水资源的分布集中，费尔干纳盆地占有34.5%，居全国之首。这里很早就有发达的灌溉农业文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徽上就有两种农作物，左边是棉花，右边是小麦。以西方的眼光来看，横跨欧亚大

　　陆的广阔路网将古中国的丝绸带到了欧洲。对中华文明而言，这张路网则意味着另一重要纺织材料的输入。东汉的《说文解字》并没有“棉”字。里面的“绵”指的是丝织品。我们祖先的衣被主要是以丝和麻为原料制成的。棉花原产于印度，它进入中国的途径恰好与佛经相同。王恒铨在《唐代植棉史考证》中指出，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中亚国家已种植棉花。康居（今撒马尔罕）曾以其特产“金绣白叠，贡赠中国”。因此，清代肖雄等认为正是张骞带回了棉种。

　　棉花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比丝绸之于西方更为重大。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他在北京地区见到棉花被种植在花园用作观赏。陈钟毅和赵冈在《中国棉业史》中指出，北宋时代，麻逐渐被棉取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棉花成为一种更为经济更有效率的选择。

　　费尔干纳盆地气候干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且当地能够保持充足的灌溉，正好符合棉花的生长需求。5月上旬，棉花只长出了小小的绿苗。在安集延地区，人们精心地在田垄上铺上薄薄的塑料布，希望给棉苗保温，能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

　　19世纪末，沙俄占领费尔干纳，决定让这儿成为自己的纺织原材料供应基地。后来，苏联专家调研认为，只要能保证水浇地的面积，苏联其他地区不能生产或产量不多的一些高利润喜温作物，都适合在中亚地区种植。从此，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地区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一。独立时，棉花出口占乌兹别克斯坦货物总出口的45%。今天，乌兹别克依然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国从乌进口的商品中，棉花列第二位，占进口额的32.92%。

　　棉花的经济战略地位如此之重，它的种植和管理一直严密掌握在政府手中。乌兹别克沿用苏联“义务劳工”的做法。在收获季节，学生和公务员都会被集体派遣到农田帮忙收割棉花。这个政策一度饱受西方舆论的指责。作为回应，2008年，政府颁发决议，不允许单位和个人强迫未成年儿童参加劳动。法定招工年龄从16岁起。不过，15岁的儿童，如果有其父母的书面同意则允许参加劳动。

　　乌兹别克的村庄和农田一样整齐单调。淡黄色墙壁加红色屋顶，一模一样的小屋就像等待检阅的卫兵，在道路两旁铸成不透风的墙。这是政府出资建设、以贷款形式卖给农民的村舍。在扎尔肯特村，我有机会去村民穆斯塔法的农场参观。

　　我们的车从主路插入田间的土路，土路上洒过水，“这是乌兹别克人迎接客人的方式”。农场令我大开眼界。精心料理的田地比我在吉尔吉斯看到的广袤气派多了。夜幕微垂，大型农机还在劳动。除了两套整齐的院子，还有两间非常大的传统土墙院落正在建设。同行的向导桑托难掩羡慕之情，向我感慨地说：“这儿的农民可都是富人。不过，农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在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并不均分在每一个家庭头上。穆斯塔法租赁了43公顷土地，雇用了村里的50个人在田里干活。政府对农田的作物种类、面积和产出标准都有严格规定。穆斯塔法有22公顷棉花、21公顷小麦。每年，他大概能收获88吨棉花。包括棉梗在内，棉花地的一切产出都要交给政府。棉花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00苏姆（依照官方汇率，大概相当于0.6美元）。小麦则可以自己留下一部分。穆斯塔法今年43岁，几年前还是司机，料理农场不过是三五年的事。我好奇他为何能找到这门营生。询问再三，向导桑托说：“你必须是个好农民，也必须有路子。穆斯塔法是当地人，他的父母就是在苏联农场里的工人。”

　　穆斯塔法精打细算，土地还能有其他产出。他在田地的边上穿插种植樱桃树和苹果树，土路两边则栽种杨树，随时可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或者出售。路边还有一溜儿桑树。人们把桑叶采下来卖给蚕场。

　　在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物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桑树。我们出费尔干纳盆地后，一路向西几乎穿过整个国家。只要有绿洲的地方，除了棉花，则必然有桑树。它栽在田间地头，也栽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供人纳凉。在撒马尔罕一带，孩子们兴奋地采摘成熟的桑葚，大方地和我分享。

　　早在公元4世纪，蚕桑业即由中国传入。费尔干纳盆地开始建立蚕业基地，以后逐渐传播到中亚其他地区。乌兹别克人均桑蚕养殖量为世界第一，蚕茧产量占世界第三。距离扎尔肯特村不远的小镇马尔吉兰就是自古以来的丝织重镇。如今，到费尔干纳盆地旅行的外国游客都会被带到丝绸工厂里参观一番。

　　费尔干纳的暗流

　　从天山山区到费尔干纳盆地，改变的不仅是自然和物产。就要到达阿尔斯兰博布时，一群妇女在路边树荫下野餐。她们戴着花头巾，浑身的衣着五颜六色；与吉尔吉斯族蒙古化的长相相比，高眉深目。这些女人们的热情胜过她们的花衣裳。司机们停车问路，三言两语之间，一张大饼就递进了车里。我们想下车看看，立刻被被团团围住：茶、牛羊肉、馕应接不暇地递了过来。大妈们决定要和我合影，二话不说一左一右地揽住我，亲热极了。这就是乌兹别克族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费尔干纳盆地边缘，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共同维系着繁荣的贸易站奥什。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从市区内200米高的苏莱曼山山顶，可以俯瞰全城。城市边缘是层层叠叠的雪山：向东南越过阿赖山谷，能到达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向西南，帕米尔公路通向塔吉克斯坦。

　　200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热烈庆祝了奥什建城3000周年，将它定为共和国第二首都。除了伊斯兰圣地苏莱曼山，城里没有什么古迹，但是它保留了自己的灵魂——一个大巴扎。

　　人声鼎沸的杰伊玛巴扎（Jayma Bazaar）设在沟渠般的阿克布拉河西岸，紧邻一个简陋的儿童游乐场。集装箱改建的门脸、小木屋、露天摊和大棚混搭在一起，延绵大概有两三公里长。烈日高悬，人们在通道上方铺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布，令整个巴扎更加五彩斑斓起来。传说，自丝绸之路起始，贸易市场就在这个位置生根发芽了。杰伊玛仍然是今天中亚最大、最重要的巴扎。

　　我们从东南朝西北走，先后经过了服装区、蔬菜水果区、干货干果区、面包区、肉铺、布匹区、农具区、铁匠铺子和家具铺子。食品区是整个巴扎面积最大、最热闹也最五彩缤纷的部分：各色水果蔬菜整整齐齐、水灵灵地码放在摊位上；卖馕的面包铺飘着麦香；干货摊上有40多种干果和坚果，其中葡萄干就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几个品种；这之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调料铺子、种子摊、冷饮亭、盆栽和鲜花摊点。交易的讨价还价声、飞奔的手推车夫的吆喝声、试图在窄巷里穿过的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铁匠挥舞铁锤的叮当声乱作一团。有的时候，市场上空突然响起广播，一个女声念念有词。市场的北边有个广播站，人们在那儿的公告牌寻找车辆和工作信息。每周花上50索姆，就能让广播员推销自己的好货。

　　乍一看，杰伊玛巴扎是个挺乡土化的市场，但它绝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随便在一个摊位问问，草莓是本地货，黄瓜来自乌兹别克，橘子来自巴基斯坦，西红柿来自中国，苹果来自中国、伊朗甚至波兰。我们这些东亚面孔一路走过去，被这个问题团团包围：“你们从哪儿来？啊，中国！”中国对杰伊玛巴扎的人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这里的服装和布匹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在卖调料的摊点，摊主大妈热情向我们展示了某品牌的国产陈醋、酱油和味精。大概十几年前，比什凯克和奥什出现了这些中餐调料。人们在日常用起它们已经是得心应手了。距离奥什市区25公里外的卡拉苏就是吉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能辐射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在巴扎里的一个台球室，一位老大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乌鲁木齐，好地方，我去过。”

　　在我这个“老外”看来，奥什的巴扎是个节奏欢快的地方，人们看上去都友好极了。但我看不到的是：奥什市的吉尔吉斯族人口和乌兹别克族人口大致相当。在大巴扎，吉尔吉斯族商人只说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族商人只说乌兹别克语。

　　傍晚的时候，我和奥尔佳在苏莱曼山的山顶上享受难得的凉风，雪山怀抱里的整个城市显得宁静而又美好。奥尔佳很感叹：“2010年骚乱平息后的几个月，我到过奥什。你能想象吗，整个城市70%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大巴扎也是。”2010年6月，受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和极端势力的影响，奥什发生了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根据官方的统计，共有442人死亡，整个地区有50万人沦为难民。奥尔佳告诉我，在那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对跨族通婚的新人都会得到10万索姆的奖金，但人们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大巴扎，还是可以感觉到戒心。我用俄语问人们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吉尔吉斯族时，有些人会很嫌弃地强调：‘不不不，我可是纯正的吉尔吉斯人！’”

　　事实上，如我所见，“纯正的”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在外表上并不难以分辨。奥尔佳在大巴扎犯难的原因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跨族通婚原本就是寻常现象。

　　19世纪70年代沙俄征服中亚之前，在整个中亚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逊尼派、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苏菲派各兄弟会组织）、经济文化类型（游牧、农耕）、所属地理区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基础之上。每个汗国，甚至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名称。当时，整个费尔干纳盆地都是浩罕汗国的领土，盆地内畅通无阻，没有边界。

　　为了便于统计居民数量、建立现代体制的地方行政管理，1897年，以“持何种母语”为基础，俄国对中亚居民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权根据语言和部落关系，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划界和组建工作，最终成立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以主体民族命名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民族混居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了划界的大难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得不被生生切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小小的费尔干纳盆地共有8块飞地，是世界上飞地最多的地区之一。

　　过奥什口岸，一个小时车程能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在那儿，“城市中心”和“十字路口”是一个词。过去，安集延和奥什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费尔干纳盆地东面的贸易枢纽。在今天的我国南疆和东疆，不少地方的巴扎都叫“安江巴扎”。“安江”即是安集延。15世纪时，许多后来的“乌兹别克族”顺着这条贸易线路迁入新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一度称为“安集延人”。苏维埃政权划分民族国家界限时，奥什市乌兹别克族占总人口的70.1%，吉尔吉斯族占总人口的20%。在苏联大家庭，人们依旧通婚，边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根线而已。

　　然而现在，从奥什到安集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一切贵重物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申报。我的行李箱被打开，在查看完衣物之后，海关工作人员拿出我的收纳袋，让我一一指认解释每一种药品。我们一行，硬盘等存储设备都被连上电脑查看。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花了20分钟浏览我的私人照片和健身视频。过境之后，车行不远又连续遇到三次关卡，每一次都需要详细登记护照信息。

　　我在一处关卡看到了通缉激进分子的通告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使虚拟的国家边界突然变成实实在在的边境。中亚各国从未有过独立的民族国家管理经验，奉行的民族复兴政策客观上制造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费尔干纳盆地人口密度极高，资源竞争尤为激烈，难免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活动的重点区域。

　　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出费尔干纳去首都塔什干的路上。向导强尼一见面就告诫我们，这条路与塔吉克斯坦边境相邻，除了一处高山观景平台外，绝对不允许拍照摄像。果然，一路的隧道、关卡都有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端着机枪、蒙着面的军人把守。

　　记者/徐菁菁 摄影/张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