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系列的中亚宗教考古美术读书报告和短书评，推荐给爱读书和关注中亚丝绸之路的你。主要针对一些最新的博士论文和研究成果进行通识介绍，通过读书的形式我们一起阅读中亚的过去，回望现实的中国。现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热情高涨但缺少这些资料的介绍，学界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观点更新略慢，所以邵博士每次会拿出两本书来进行分享，希望大家批评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播给有需要的人们。

（1）  日本关于犍陀罗佛教雕塑最新研究的博士论文  

    内记理（Satoshi NAIKI）博士去年凭借优秀的犍陀罗雕刻技术和年代学研究，刚刚从京都大学考古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留在了京都大学任教，现在主要从事一些考古发掘和整理文物的研究工作。

    他的博士论文也顺利在京都大学出版了，这在日本文科研究一片凋敝惨淡的背景下的确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些年日本政府一直叫嚣要取消非应用文科，从2005年开始公立大学逐渐取消艺术史、美学和佛教文化等教学职位，基本是该大学的教授退休后该职位就取消，不再聘用新人。

    这些方针政策导致日本研究中亚和犍陀罗的学人数量下滑，年轻人看不到就业希望和美好前景，就不再关注。

    国内民众的兴趣也从丝绸之路转移到其他领域，这种态势持续下去不是好事，让曾经日本学术界引以为傲的世界优势学科的发展前途多少让人担忧，当然造成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深层原因。

    这本书是关于日本上个世纪在巴基斯坦收集的犍陀罗研究的资料一次大整理，很多未出版、未发表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拉尼卡特（Ranigat）、达罗丽(Thareli）等犍陀罗遗址的研究内容都获得了很好的论证。

    同时结合新的方法论，其中用日本资料来验证意大利的考古发掘资料研究，补充了世界学界对于犍陀罗研究的一些盲点，例如：

犍陀罗雕塑的起源初期的造型是受自然主义还是写实主义影响？

希腊-罗马造型思想意识何时影响犍陀罗雕塑的发展？

雕塑损坏了如何修复？修复时使用哪些材料？每个年代的修复特点是什么？

犍陀罗地区的地震带给寺院建筑营造和修复的影响等...

这些关于犍陀罗的关键性的问题都得到了一种解答，这也是一种新的物质文化解读尝试。

    研究犍陀罗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追求一手资料和关键信息，内记理博士花费了很多精力，他利用各种在博物馆和科研机构打工、做志愿者服务的机会，当面见到了老一批的樋口隆康、桑山正进、小谷仲男、 K.salter、Anna Filigenzi等老一批在田野考古的关系人，得到了他们的教导，查看了他们的调查笔记和发掘情况报告，听他们对于以往考古报告和研究的得失、需要补充的新想法。

    据说当时在Miho博物馆，内记理博士为了听取樋口隆康的教诲，每次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毕恭毕敬站在旁边，在饭前饭后听从老先生的闲谈指点，抓住一切可以请教的机会进行咨询。

    这些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努力，也让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褒奖。在日本整体研究衰退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研究新星冉冉升起。

    我最早也是读到了他的研究论文，后来机缘巧合经老先生们介绍后认识，慢慢熟悉起来，才更多了解他的研究兴趣点和故事。

    我们都是青年人，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每次我们都匆匆见面，我也会抽时间认真听听他的最新研究。

    上次在京都我专门跑了几处书店买到他的新书，请他签字留念，作为自己对他的支持。当时他正在京都大学博物馆策划一个新的考古展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简单的聊了1个小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

    很多学人研究犍陀罗都有不可思议的缘分，几乎每个研究者都可以谈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记理博士人柄素朴，每次聊起来，也都说自己幸运，得到很多人的帮扶，才有今天。

    从日本岐阜县飛弹山村走出的他，上京后勤勉精进。据说他也是从小在电视机里看了NHK丝绸之路的纪录片、在2001年巴米扬大佛被毁灭后，立志要研究中亚，之后步步为营的前进。

    在获得一定成绩后，他更感激命运带来的执念，学生时代便一根筋的义无反顾的倾注全力研究中亚山地佛教考古艺术，这个一般人难以涉猎的领域，他在里面的研究历程中经历多少苦痛只有自己清晰，同样获得多少精神愉悦和满足也只有他更了解。

    面对古老的历史和神秘的艺术，年轻人总是要不惜体力的去奋斗，去实现一个个推理和梦想，忍受精神和社会折磨的困苦。因为在犍陀罗考古艺术研究中，你改变不了一座雕塑的轮廓，改变不了组合的内在关系，也改变不了工匠留下思考，所以只是观察它，发现它的存在意义就够了。

    其实，换个角度想，打这些物质遗存的古代的犍陀罗雕塑工匠也是如此，一半为了信仰，一半为了世俗生活，努力打造一批批承载信仰的物体，在雕塑实践中，在加加减减的过程中，或许说是生而破碎，用活着来为了修修补补，很多事情都是难以说的清楚。

    痛苦和快乐多半来自于人间吧，所以只有超越人间性，才能理解这些佛教艺术的真谛。

（2）美国女教授研究阿富汗巴米扬佛教的故事

    绍特尔教授（K.Salter）是个性格迥异的老师，我见到她时，那一年她75岁，我31岁，相隔将近两代人。等候多年不见，尽管一直书信联系，见面的那一刻，我们还是陌生人一样互相对视着。   

    绍特尔1975年从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围绕着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主要佛教遗址的年代学进行研究，是以巴米扬石窟为中心进行构建的区域遗址年代学，解决了当时兴都库什山周边宗教遗址的相对年代学问题，也是一篇英语世界的好论文。  

    尽管她毕业后从哈佛大学获得了临时教席，可以指导学生教授一些课程，但她仍然不满足。

    哈佛大学的竞争激烈，学生们也会经常质疑一些教师的研究问题，她也不太在乎，她心里更清楚一些事情的重要性，热爱学术研究的她，于是获得了一些奖学金后，再次到达了喀布尔。

    那时候的喀布尔的考古学家都像邻居一样住在一起，互相交换着考古信息情报。意大利、前苏联、法国、美国，还有一群日本考古学者的住址都距离不远。

    那是阿富汗考古美术的黄金年代，在那一场激烈的关于阿富汗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会”式样的竞争中，要强的她要为世人揭示新的中亚美术证据关联，证明一个大胆的7～9世纪的流行风格假说，然后统筹起来研究，这是美国艺术史学家最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面对忙碌的爱挖掘的考古学家，她跟在后面整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也相互补充，各自发挥所长。

    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中，除去那些年代学的推理。最有意思的是她认为巴米扬石窟的e窟坐佛与中国和田地区的寺院佛教壁画关联密切，因为e 窟的绘画风格和绘画墨线线条，让人感觉到“中国风”的强烈性。关于中国的印象，她从斯坦因的早期考古报告和一些模糊的照片中，似乎可以看出两个地域密切的关系。

    同时密切观察这两个地区也都因为曾经在7世纪受制于吐蕃和唐王朝，也许可以对应那些管辖册封古代巴米扬地区的言之凿凿的中国官方文献，上个世纪的中亚研究基本都依靠翻译的中文文献，图像证史正在被重视。也因为中国的史书强大到可以覆盖这些地区的变迁史上。尽管那个年代的考古学家都渐渐摆脱历史文献考古的束缚，但是艺术史学家还是隐晦的热爱着。   

    虽然关于她研究的图像和理论证据模糊，但还存在可能，需要找到证据。

    另一个她坚持的研究，就是与唐王朝并行过一段时间的西突厥帝国，在称霸中亚和阿富汗地区时，有可能大兴佛教，倾国之力支持佛教事业，中亚国家的佛教艺术巅峰或许就是这个游牧民族创造。

    同时她也假设了其他山区间的封建小王国继续是某些民族存续的可能，但是巴米扬两座巨大的佛像，究竟象征着什么，一直魅惑着她所有的思考方向。

    她的博士论文观点中勇敢的将巴米扬艺术定义在6世纪以后，区别于早期法国人的犍陀罗时期的观点。尽管在她的论文中悲观的承认，无法用图像证史来串联起来具体的、绝对的区域年代学，但话锋一转的她，又提出了假以时日、新的考古发现和证据可以解决这些难题的言论，因为这是属于理想主义的时代，任何都是有可能的。

    那时候的阿富汗很和平，她的博士论文还未发表，她还想在中亚研究上继续博一把，她还在像“劳改犯”一样修改着论文，审视着这个地域。  

    所以据很多上了年纪学者回忆，当时的她非常活跃，每天都会热情的串门到各个考古学家那里，打听新的考古发现信息，从田野归来的学者那里刺探各种“情报”，也会将不同国家考古队的信息综合起来相互透露。

    那些年，不知道喝掉了多少杯咖啡，也不知道喝掉了多少红茶，无数个日日夜夜，大家都在等待新发现的兴奋中渡过。

    据说被“骚扰”最多的就是日本学者，面对一个西方女人家，他们苦不堪言，英语不好，有苦又说不出。

    可是日本考古队的考古计划是隔年一次驻守阿富汗，并没有长期据点。这样虽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没在喀布尔建立大本营，寄人篱下，也不得不忍耐着这些生活琐碎带来的快乐和苦恼。

    好景不长，韶光易逝。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考古学家全部撤退，绍特尔的艺术史研究梦想好像没有实现。很多人撤退前忽然都想起了那句话：“我们可以做很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光芒万丈。”虽然语言浪漫，胆之后的连年残酷的战乱让所有的证明机会流逝、那座E窟的壁画也毁坏掉了，阿富汗堕入了人间地狱。

    1989年绍特尔的博士论文在意大利出版，书里面除去优秀的研究方法论，里面吸引人注意还有日本人、法国人冒死攀登山崖绘制的石窟壁画线描图，还有她未能证明的、遗憾的、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

    在里面她深情的回顾了对自己影响的各位老师，感谢的人名单很长，作为一个美国女人在阿富汗做研究，的确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再到后来后来，绍特尔也没能留任哈佛大学，据说她为了爱情，转到了维也纳大学，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渡过了愉快的教书生涯，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藏学和喜马拉雅地区艺术。

    但是对于阿富汗的一切都是保持着密切地关注，所有关于阿富汗佛教考古美术的研究她都会参与，做出自己的判断，呼吁人们去思考。

    我们再见面时，她还是那样的爱串门，还在收集各种研究新信息，只不过面对中国的学人，再也绝口不提E窟的中国风格问题。最初来到中国，也是谈论关于资料丰富的喜马拉雅和藏族的艺术，现在这些更吸引她。

    那次阿富汗会议的几天见面中，我一直傻傻的背着她的书，总想找个话题问问她的过去，问她是否还对巴米扬存在哪些想法，但终究没找到好的机会。因为一开口就被要求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现在的她似乎更喜欢聆听。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的那些梦想，有时夜里想想，岁月总会流走，青春也会流逝，但是总会留下不会改变的东西吧。

    人生不是幻想也不是梦，研究中亚的学人都如此真实的活着，有梦想认真的追求就好了，别人一笑而过也无所谓吧！

后记：

    这是研究中亚两代学者之间的故事，因为苏联入侵和中亚局势动荡，很多研究出现了断层，很多时候这方面的研究都需要面对很多窘境，科研和普及都是同时需要做的事情。

    内记理博士曾为了追求欧洲人研究犍陀罗的资料，在2014年～2015年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是绍特尔教授，据内记理回忆，绍特尔教授对他很严厉，总是强迫他介绍自己的新研究。绍特尔也告诉我们，她不明白这个日本学生的研究方法，每天都在排列比较那些犍陀罗的造像雕塑，想建立一个犍陀罗雕塑绝对的年代学，这样好像没有太多意义。但是他们又相互承认各自的闪光点，惺惺相惜。

    我听了这些之后，往事历历在目，还是默默的翻看着他们的书，所有的研究、问题都会在书中得到呈现和答案吧，默默期待获得更多的新知。

    阅读，或许就是努力在你的生活之上保留一片天空，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在中亚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书本，不是来自作者学人，不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字词汇而是来自没有说出来、没有表达出来的那部分，来自客观世界中和田野古道中尚未表达出来而且尚无合适的词语表达的部分。

作者简介：邵学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2016），曾任UCLA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4-2015）。博士论文是中文世界中第一篇关于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和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李军教授），其也是首次实地考察阿富汗和巴米扬遗址的研究人员之一（2017）。长期关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宗教考古美术,调查大部分收藏阿富汗文物的博物馆。近期将会在阿富汗展览期间为大家介绍撰写相关的基础研究文章，举办一些公益讲座和其他宣传活动，同时关于其他的展览介绍也在慢慢撰写。

文章图文主要来源于DAFA，Kabul National Museum，NHK,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株）黄山美术社、何平、刘拓、蒋瑞霞等机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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