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10月16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14号楼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沈阳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系主任、副教授陈捷主持，题目为“留住记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16年初，“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工作开始，前期研究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对于中

2017年10月16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14号楼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沈阳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系主任、副教授陈捷主持，题目为“留住记忆：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016年初，“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工作开始，前期研究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对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无论对国际还是国内都是比较新的课题，而研究工作的重点在于“海丝”遗产价值的发掘。

图01/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与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目前为止并未形成像陆上丝绸之路一样的系统理论性研究，国际社会对于“海丝”有不同理解，需要从中国的角度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全面分析。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要有基于国际视野的全面理解，回答中国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项目的基本工作原则包括：发掘“海丝”遗产的价值；遗产价值与文物价值的区别；重新发现和认识遗产要素的价值；“海丝”构架下的价值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所有海域，西至北非和南欧的地中海沿岸，东至东北亚的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包括了地中海区域、阿拉伯半岛、东非、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中国以及日本和朝鲜半岛。对“海丝”的概念空间进行梳理，可知若干个组合关系构成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海丝”是以海洋为纽带的结合体，中国在其中并不是最活跃的段落，最活跃的段落是从南海到印度洋一带，海洋贸易最集中和繁华的地区。根据区域关系，我们将“海丝”划分为六大板块，板块之间以重要港口城市为节即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地中海和东非，而中国属于东亚板块，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海丝”的时间跨度则以航海技术界定，分为四个阶段：肇始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于隋唐五代，宋元时期达到繁盛，明清之后继续发展。

图02/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跨度

图03/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板块

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环节，既向南，又向东，虽然日本处于东亚板块最东端，但其贸易活动与中国密切相关。第二，中国是高档商品的制造和输出者。虽为“丝绸之路”，但海上贸易中发现最多的陶瓷，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有日本学者提出“陶瓷之路”的说法。中国陶瓷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和皇宫，说明瓷器在当时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富人能够享用。当然也有丝绸，但是海上贸易中的丝绸遗物难以保存，目前在“海丝”遗存中尚未确实发现。第三，中国是海外货物的消费者。海外货物大量进入中国，包括香料，如：沉香、花椒、胡椒，最早这些香料最初被作为高档药物使用，后来普及。还有西亚的玻璃和琉璃制品。把香料运到中国，再把陶瓷带回，曾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第四，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海外文化的吸收者，是贸易活动的附产品。海外贸易当中最活跃的是西域人和阿拉伯人，由于航海技术限制，古代中国人一般只能到达东南亚，因此，能到达西方的中国人很少，需要和其他海域的航海人协作，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导致伊斯兰教、天主教、拜火教等外来文化的进入，中国的妈祖信仰也经由这一过程传至海外。相比之下，外来文化的输入更多一些。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

2016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的重点区域有广东省的广州、江门；福建省的泉州、漳州、德化、莆田；浙江省的宁波、龙泉和江苏省的南京。其中，重点城市为广州、泉州、宁波和南京。据历史文献，广州是最早开展海洋贸易的中国城市，从汉代到现代，两千多年海洋贸易史从未中止，即使明代“海禁”时期也依然在进行。

图04/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广州附近的江门台山上川岛，是葡萄牙航海活动进入中国的一个节点，我们将其界定为贸易岛，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在上川岛进行商品交换，考古发现附近海域有大量瓷器碎片。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两次登岛，希望进入广州未成，最终病逝于此。“南海一号”沉船地点距离上川岛不远，整体打捞至阳江之后，导致江门遗产点的价值有所下降，只能称为“关联点”。泉州的海洋贸易主要在唐宋元时代，至今保留了大量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存，其中对外贸易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德化窑和漳州窑瓷器。发源于莆田的妈祖信仰也随着贸易传播至东南亚等地。宁波遗产点比较特殊，交流主要面向东方各国，与日本、朝鲜之间的文化传播和贸易关系非常密切。附近还有主要出产青瓷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和龙泉窑遗址，青瓷是古代贸易的大宗货物，在海外很多沉船遗址均有发现。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起点，前面几个遗产点，官方只是管理者，交流主要是民间活动，而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行为。因此，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重点区域基本表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特点。

图05/“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类型构成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具有丰富的遗产价值，概括为：交流、见证、联系，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六个标准直接相关。首先，见证了风帆航行时期的海外贸易，伊斯兰教、佛教和妈祖信仰等宗教的传播，以瓷器为代表的生产工艺沿海路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是古代人类价值跨海交流的典范。其次，以丰富的遗存类型，见证了人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的风帆航行与贸易，以及相关的祭祀与信仰传统。第三，与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先贤来华等中外交通史重大事件直接联系，一些重大祭祀和节庆传统流传至今，对世界各国的和平交往做出积极贡献。

在选择“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遗产点时，要考虑体现中国“海丝”遗产的特点，主要有：物产、贸易运输和关联产物。物产，主要考虑原产地、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因为有生产就会有人类活动；贸易运输，相关设施有码头、航标等体现航道存在的载体。海上丝绸之路界定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技术问题，早期船只大多沿着海岸航行，沿线有众多停靠点，技术改进之后，仍然依赖港口——虽然港口显而易见，但航线难以确定，只能以沉船遗址连接主要航线。

“物产”包括：陶瓷的原料产地、窑址和窑神庙等，以及丝绸和金银物品的加工地等。“贸易运输”包括由“驿道—河—江—海”组成的运输线，体现了“海丝”的贸易形式，当时的社会分工很明确——生产、采买、交易、运输：商人到地方采买，通过驿道运送至大河上船，再至入海口，货物在海边聚集到一定数量后，等待季风，集中成船队运输。由于要靠季风航行，所以一次海洋贸易的周期大概为一年。海洋贸易运输的形式决定了遗产点具有自己的特征：码头看上去很不起眼，难以和“海丝”相联系，实际上只是停靠一般船只的普通港口，因为大船无法靠岸，只能依赖小船与码头进行联系。其他辅助设施有造船厂、码头、航标性设施、标志点等。“关联产物”包括伴随海洋贸易而传播的宗教和文化，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泉州锡兰后裔遗存，其故居与闽南民居相同，但锡兰人后裔的墓地具有斯里兰卡特色，而且有明确文字记载。

综上，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特点：超大规模、线型、活态；遗存类型丰富、保存现状各异；保护称号多种多样；利益相关者众多、诉求多样化；管理机构众多、管辖范围交叉。

图06/“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生产设施类遗存：码头与航标

在遗产保护领域，经常会提到“真实性”和“完整性”，界定“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一个难题。《奈良文件》提出“不可能产生固定标准的价值和真实性评估的基础……在每一种文化中，必须依照其遗产价值的特殊本质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真实加以认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类型基本完备：各片区有代表性遗产点，重要节点都在遗产区内，能够支撑主要历史阶段的格局和特点；各组成部分有实质性的（功能上）的联系，对突出普遍价值有实质性、科学的、可清晰界定和辨识的贡献。

中国的“海丝”遗存有特点也有缺点，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体系欠缺。“海丝”并不是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体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第二，改变明显。前面提到“海丝”具有活态的特点，一直在延续，后代不断地在使用，随着需求的增加，会增加新的功能，比如很多码头都变成了现代港口，致使老码头保存现状极差，很多遗产点被破坏；第三，缺少震撼力。我们了解陆上丝绸之路遗存，比如：莫高窟、交河故城、高昌古城等，即使是遗址，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很多，十分令人震撼。但“海丝”保留下来的东西十分有限，遗产点不吸引人，遗产的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复杂的遗产、复杂的保护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保护与传承主要分为两部分：一，坚持整体保护策略：各类遗产点共同构成遗产体系，不可分割；将已确认的遗产点列入保护对象，但不局限于传统的文物保护单位模式。二，建立实事求是的管理框架：充分考虑在用功能和活态遗产特性，正视现代海洋生产和运输的现实需求；通过城市联盟会议制度实现“海丝”的整体协调管理，各遗产片区在不改变现状管理格局的条件下，理顺管理机制和机构。

申遗工作开始之时，均为生产、运输、贸易相关的设施，遗产点中没有聚落，但缺乏人类生活相关的类型。知道我们发现了泉州土坑村，村落历史风貌完整，土坑刘氏家族自明朝开始从事海洋贸易，有家谱和文献记载——作为居住区域，如何与海洋贸易有关系，要找到与海洋贸易有直接关联的元素。

图07/“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产物类遗存：土坑村

应进一步突破遗产价值，以泉州石狮的石湖码头为例：在退潮时发现了真正的码头遗迹——大礁石，还有人工开凿的栈桥——通过清理遗产点，遗产价值得以显现。因此，面对一个对象，首先应对其进行识别，并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清理，尽可能多的保留遗产点原貌。

此外，还要适度保护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泉州南安，一位当地居民曾为保护九日山石刻，三次搬迁，为文物保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所以我们充分考虑他的诉求，并请他在遗产保护过程中讲好自己的故事，让大家认可。

图08/“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产物类遗存：九日山摩崖石刻

未来的工作

由于某种原因，“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并没有成为2018年的申遗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包含其中半数遗产点的“古泉州（刺桐）史迹”，虽然中国“海丝”的重要节点城市泉州单独申遗打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遗产构成体系，削弱“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突出普遍价值价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去填补因此造成的缺憾。

关于“海丝”申遗，未来工作主要有：首先，扩大“海丝”遗产的价值，将山东蓬莱到广西合浦的整个东南海岸线基本纳入；增加广西合浦汉墓等新文物类型和遗产点。其次，构建面向世界的“海丝”，加强国际范围的合作研究与交流，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交流环节中，沈阳老师与在座师生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互动：

问题一：被淹没的文物如何保护和展示？

石湖码头栈道由花岗岩建成，总体来讲，抵抗自然侵害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其本身属于天然礁石，随着涨潮和落潮而出现，这样的自然形态对文物本体不会有很明显的损害。而且石湖码头尚在使用当中，从古至今已存在很长时间，目前为止还保存得很好，所以不存在很大问题。相对而言，上川岛大州湾陶瓷碎片堆积的保护显得比较麻烦，每涨潮一次就会被冲刷掉一些，所以对此的保护属于复杂项目。总之，不同对象要采取不同的保护对策。

图09/石湖码头栈道

问题二：“海丝”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

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找寻的一条出路，通过贸易经济带的概念来寻求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没有系统和完整的理论，文物保护领域要用历史为国家政治做支撑，用条线把散落的遗产点串起来。遗产强调关联，强调文化之间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是作为文化遗产类型？还是作为文化景观类型？尚待继续研究。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所提倡的国家之间平等发展提供了一定支持。

问题三：由于“海丝”本身的国际性，有没有可能由中国和其他国家联合申遗？

中国有这种意愿，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海丝”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曾大量输出香料，所以要搞“香料之路”。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板块”的概念，就是希望架构一个整体的海上丝绸之路，然后分解成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相关各国可以独自申遗，最后形成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和“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边疆和海外交通为切入点，延伸至宗教、艺术、科技、建筑、文物等领域，而且通过对众多遗产点的梳理和保护，搭建起基于遗产保护层面的“海丝”图景。纷繁复杂的工作使日渐模糊的“海丝”叙事和遗迹正在逐渐清晰可辨，最终达到“留住记忆”的目的，助力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复兴。

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共四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理论性与技术性并重，敬请关注。

整理：崔乐涵，图片均由主讲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