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金与白银是人类很早就发现并使用的两种稀有贵金属，它们的金属特性与稀缺性使得它们具有非常昂贵的价值。无论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印加还是古代中国文明中，金银制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往往成为与权力、地位、财富、尊严等概念挂钩的奢侈品。金银由于比重大、价值高、化学性质稳定以及易于加工的特点，在古代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制作货币，二是制作装饰品及器皿，三是作为工业原料

　　黄金与白银是人类很早就发现并使用的两种稀有贵金属，它们的金属特性与稀缺性使得它们具有非常昂贵的价值。无论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印加还是古代中国文明中，金银制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往往成为与权力、地位、财富、尊严等概念挂钩的奢侈品。金银由于比重大、价值高、化学性质稳定以及易于加工的特点，在古代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是制作货币，二是制作装饰品及器皿，三是作为工业原料。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对金银制品的使用也有着长久而不间断的历史，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黄金制品。西周时期较少发现黄金制品，至春秋时期开始，黄金已经开始作为货币，至战国时期黄金已经开始用于制作器皿。此后，金银制品数量增多，使用范围与器形种类也更加丰富。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到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金银器数十件，现特选择部分加以介绍，与读者共同欣赏。

一、新征集战国时期金银器

1.战国兽纹金饰片一组（图一）

　　整组金饰片由8件规格不同、造型各异的金饰件组成。

　　其中，有两件矩形怪兽与蛇搏斗纹金饰片（图一∶1、2），共重约12.7克。金饰片最外部为一个一侧为圆角的近矩形方框，方框四角有穿孔，方框上饰联珠纹。方框内主题纹饰为一只行走状的怪兽与蛇搏斗，怪兽长嘴尖耳，头顶有弯曲的角，一口咬住蛇的尾部，大蛇盘绕在怪兽腿间，咬住怪兽的一条后退。整个画面风格粗犷，充满力度与紧张的氛围。从金饰片四角的穿孔看，应该是缝缀在某种物体表面的装饰品。

　　一件圆形双兽纹金牌饰（图一∶3），重4.3克。金饰片呈圆形，上饰两只怪兽交颈缠绕，并有两个穿孔，牌饰一周有密集穿孔，应是为了便于缝缀。

　　五件凤鸟纹金饰片（图一∶4-8），共重9.5克。每件上均装饰首尾相对的两只凤鸟，鸟身及尾羽处均有穿孔。

图一 战国 兽纹金饰片一组

图二 甘肃张家川出土的战国虎形金饰片甘肃省博物馆藏

　　类似怪兽纹装饰，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戎人或匈奴人的遗物中，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出土于陕北的战国金怪兽，甘肃博物馆藏甘肃张家川出土的战国虎形金饰片（图二），鄂尔多斯博物馆藏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战国直立怪兽纹金饰（图三）等。从它们的造型与纹饰可以看出，普遍承袭了更早期斯基泰文化及广大中亚草原文明的元素，明显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图三 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战国直立怪兽纹金饰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图四 战国 怪兽纹银节约

2.战国怪兽纹银节约（图四）

　　2012年征集， 直径约3.5厘米，共重82克。节约，是装饰和连接马络头、辔带的零件。这两件节约均为圆形，银质，饰神兽纹，神兽獠牙尖耳，头上有鸟喙形的角，制作精美，与神木纳林高兔所出金怪兽为一类神兽，应为草原文化器物。匈奴马饰以青铜制品多见，较少见到银质。

二、新征集唐代金银器

　　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制品大发展的时期，金银器皿的数量显著增多。唐代金银器最主要的发现有三次，其中两次在陕西：一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金银器271件，何家村金银器可以说汇集了盛唐时期唐代皇家金银器的巅峰之作；一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共出土金银器121件，主要是晚唐时期唐懿宗、唐僖宗两代皇帝供奉佛祖的供器。这两次大发现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水准与艺术风貌，也反映了陕西作为唐代定都所在地出土金银器的重要价值。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先后征集到一批唐代金银器。

图五 唐 银军持

1.银军持（图五）

　　这件唐代银军持高22厘米，重217克。军持是梵语音译，又可译作君持、君迟、军迟、军挺等，相当于汉语的“水瓶”。本来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具，不仅佛教徒使用，婆罗门教徒也使用，后来才被佛教徒赋予了宗教意义。军持的器形虽然来源于印度，但是其具体用法并不清楚，最早对其用法进行记录的是唐代高僧义净。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指出军持有净瓶与触瓶两种，且材质与用法均有所不同。但军持在传入中国后，使用方式逐渐混淆，并且在唐代就已经称为“净瓶”了，是佛教仪轨中常用的水器，用来盛装灌顶或洗手的净水，因此称为净瓶。唐代军持的材质多种多样，陶瓷、金银、铜质均有。

　　军持从形制上分主要有单口与双口两种，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的这件为双口军持，银质，细长直颈，圆肩，直腹微内收，圈足外撇，腹部一侧有带盖流，流口朝上。这件军持的造型与1983年洛阳粮食局龙门粮库发现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神会和尚身塔塔基中出土的一件铜净瓶完全一致。军持的这种造型主要与它的使用要求有关，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器，它的使用非常讲究洁净而且要保持慈悲禁止杀生，所以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军持的口部要以物覆盖时说：“斯之二穴恐虫尘入，或可着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因此，军持的上口极为窄细而下口上设有盖，这样就即可以保持洁净又能避免伤害蚊虫。

　　军持的造型至北宋以后而有一大变，从1969年河北定州净众院北宋至道元年（995）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图六）可以看出，此时军持肩部的口已经完全变成流了，因此做成了龙首的造型。这种变化也与军持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有关。关于军持的原始用法，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说明早期军持是以上口为流饮水，下口装水，汲水时，以手托住颈部之相轮，将瓶身浸入水中，漫过肩部之口，待水满后提出即可。然而军持自传入中国后，因为中国僧人主要不以乞食为生，不需要用军持到河流中汲水，因此慢慢就与中国传统的瓶相混用，肩部的口就从注水口变成了流，因此才演变出了龙首流、象首流等造型。

图六 河北定州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

2.粟特式单柄银杯（图七）

　　2011年征集，银杯高9厘米，重235克。小口束颈，圆鼓腹，圜底，假圈足。腹部一侧有一环形指鋬，鋬上有半圆形指垫，指鋬与指垫均以铆钉与杯体连接。这种形制的银杯属于典型的粟特式银器，1970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中就曾出土一件非常类似的银杯（图八）。

图七 唐 粟特式单柄银杯

图八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杯

图九 唐 银丝编提梁茶笼

图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丝编结提笼

3.银丝编提梁茶笼（图九）

　　2011年征集，通高10厘米，笼体高8.3厘米，重80克。笼整体为银丝编结而成，圆柱形，笼体中空，两侧置银丝编结的提梁，整体镂空，盖上以银丝编结为花形，盖与提梁以银链连接，并与器身以子母口盖合。器盖口部、器身口部及底足外一圈均以条带状银箔包边。器盖及器身近口部、近底部均以银丝编结联珠纹装饰一周。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也曾出土一件金银丝编结提笼。不过，作为懿宗、僖宗两朝皇家供奉佛祖的供器，这件提笼明显更为富丽堂皇。提笼以金银丝编结，器身为四曲近椭圆形，器底两侧饰鎏金兽首四足，富有皇家气派（图十）。此种提笼，研究者普遍认为是盛装茶叶的茶器，从今天人主要饮用冲泡散茶的习惯看，茶器镂空容易露出茶叶，甚为不便，但唐人饮茶主要为点茶，散茶并不能直接冲泡饮用。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三之造》重点介绍了饼茶的采制工序，即“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明唐代饼茶的采制经过了七道工序。而在《茶经·二之具》中，讲到做饼茶的模子“规”时说：“一日模，一日棬，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规，是制造饼茶的圈模，同时，说明制造出的饼茶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还有花形的。经过加工压制成的茶饼，平时，用纸或箬叶之类包存，放在茶笼里，挂在高处，通风防潮。饮用时，随手取出，如果茶饼已受潮，还需要将茶笼放在炭火上稍作烘烤，使茶饼干燥，便于碾碎。由此可见，茶笼之所以要制成镂空状，正是为了便于通风干燥。当时普通的茶笼可能使用竹篾编制，而贵族则使用具有良好延展性的金银作为原料编结而成。

4.鎏金翼马纹银饰片（图十一）

　　2010年征集，长13.3厘米，高8.7厘米，重35.5克。饰片为银质，锤揲成型，部分残缺，主题纹饰为一对相对腾跃而起、雄壮矫健的翼马。辅助纹饰为云气化的忍冬纹。翼马也称天马或飞龙马。马的出现比人类的诞生要早得多。根据古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早在5000万年前，就有了像狗一样大小的“始祖马”，到了距今300万年前的更新世，才进化成了如今见到的单蹄“真马”。家马最先可能出现在今天乌克兰一带的广袤草原上，第聂伯河西岸德累夫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有明确佩戴过马嚼子痕迹的家马骨骼便是明证。由此开始人与马的情感从此变得深厚而悠长，马的历史也开始与人类的历史深度交融共同发展。跨上马背的人类流动性大大加强，而随之而来的，是迁徙、征服、交融与灭亡的戏码串联起的文明史的新篇章。

图十一 唐 金翼马纹银饰片

　　由于马在运输方面的重要能力，自商代以来，马就成为了重要的货物，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明确显示，马的价值远高于牛羊，甚至高于战俘与奴隶。但真正让马大显身手的还是战争。春秋时期是马架战车的黄金时代，车战是战争的核心形式，那时的大国都以自己拥有的强大车兵为傲视群雄的资本，“千乘之国”是迈入大国的基本门槛。而要成为这样的大国，前提就是要有众多的马匹。马从此走出王室贵族的宫廷禁苑，成为了任何立志统一天下的国君都不能忽视的战备资源。到了战国时期，骑兵异军突起，成为了战场新的主宰，马匹也由此变得更加重要。到了汉初“白登之围”，数十万大汉步卒被匈奴铁骑围困，汉高祖差点丢了性命，更是让中原王朝在马匹这一战略资源的储备方面留下了血的教训。由此，中原帝王对马，特别是宝马的向往逐渐上升为一种信仰，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前104-前101），汉武帝派遣李广利率兵两次出塞进攻大宛，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优良的汗血宝马，不但耗费了大量资财，而且兵员损失达数万人，平均起来，几乎是用十余条人命的代价换回一匹大宛马。大宛马确实比乌孙马更为神骏，武帝见后大喜，遂将乌孙马改名“西极马”，将“天马”的名字赐予了大宛马。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统治者心目中，优良马种对于维护帝国统治、实现开疆拓土的霸业是多么的重要。而在民间，马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祥瑞，唐代工匠为它添上羽翼，以彰显它的神骏，从而演化为天马的形象，一直到明清时期，天马还是瓷器上常见的祥瑞形象之一。

三、新征集明清金耳饰

1.葫芦形金耳坠（图十二）

　　2010年征集，一副两件，重9克，均为纯金制，大小相同。环钩连接环垂，环钩弯曲接近圆形，环垂为八棱葫芦形，中空，锤揲焊接而成。这种弯钩细长的葫芦形金耳坠在南方元明时期墓葬曾有出土，如无锡元代钱裕夫妇墓、南京明代徐俌夫妇墓即是例证。此类耳饰当时人成为“葫芦环”，据明朝著名权臣严嵩被抄家后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所载“耳环耳坠”一项，此类葫芦环便列出多种，如金光葫芦耳环、金折丝葫芦耳环、金累丝葫芦耳环，金葫芦耳环等，可见当时非常流行此种耳饰。另外还有以金丝与玉珠制成的葫芦形耳饰，时人称为“四珠葫芦环”，级别比仅以纯金制作的葫芦环要高，如南京博物院所藏江苏镇江安镇所出的一对（图十三）。

图十二 明清 葫芦形金耳坠

图十三 江苏镇江安镇出土的葫芦形耳饰南京博物院藏

图十四 明清 灵芝形金耳饰

2.灵芝形金耳饰（图十四）

　　2011年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移交，长5.8厘米，重11.2克。纯金制成，枝头部利用金的延展性卷曲制成四朵灵芝花饰。此金耳饰移交时与一件包铜玉簪一起。明清时期青花瓷常以灵芝纹装饰，根据一同送交的玉簪及灵芝纹饰推测可能是明清时期器物。

　　历史之河不舍昼夜，匆匆间千百年已过。它带走了漂浮其上的浮华与泡沫，留下的则是工艺精湛备受珍视的精美艺术品。今天，这些金银制品被我们悉心收藏、保护，它们的光辉将一直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