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炳灵寺”一名的含义，见诸报刊杂志网络最普遍性的解释是：“炳灵”为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洲或十万弥勒居住的地方，俗称千佛洞、万佛峡。最早对炳灵寺一名作解释的当数1951年来炳灵寺考察的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冯先生在炳灵寺考察期间，由炳灵寺近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丹巴坚措作陪并为之做翻译。冯国瑞先生在他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写道：“炳灵寺石窟的名称，最早晋初，羌语曰唐述谷，或写作堂术，意

“炳灵寺”一名的含义，见诸报刊杂志网络最普遍性的解释是：“炳灵”为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洲或十万弥勒居住的地方，俗称千佛洞、万佛峡。

最早对炳灵寺一名作解释的当数1951年来炳灵寺考察的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冯先生在炳灵寺考察期间，由炳灵寺近现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丹巴坚措作陪并为之做翻译。冯国瑞先生在他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写道：“炳灵寺石窟的名称，最早晋初，羌语曰唐述谷，或写作堂术，意译是鬼谷。曰时亮窟、曰积书岩。唐时有龙兴寺。宋时有灵岩，有炳灵寺，或写丙灵。至元明人，或写冰灵。丹巴坚措说：藏语‘十万’曰炳；‘佛在的地区’曰‘灵’，炳灵，即十万佛之意。这一解释，证之千佛洞、万佛峡、万菩萨堂等，可能是对的。”[1]

冯先生在炳灵寺考察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上层洞窟的栈道在清末战乱时被烧毁，所以他没看到位于148窟北侧的唐开元十九年（731）的《灵岩寺记》，故他认为在宋代时称作灵岩寺。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炳灵寺名称的解释。

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先生1963年考察炳灵寺石窟，也在文章中解释过炳灵寺名称的意义。如在他的《炳灵寺石窟名称、历史及其造像题材》一文中写到：“炳灵寺的名称可能源于藏语，按藏语的‘炳’汉译为堆积或万佛。‘灵’是‘洲’或者是‘庙’。合起来是‘万佛的庙宇’”。又在《炳灵寺石窟总论》的序言中写到：“8月15日，炳灵寺下寺（应为上寺，本文作者注）杨法台[2]（呼图克图）来访，据云‘炳’为藏语之‘本’，‘本’为堆积，或为‘万佛’。‘灵’为洲或庙宇之意，合起来即积石之庙宇，又可能是藏语‘贤巴’，原意为‘弥勒’。‘贤巴’即弥勒十万佛之庙宇。”[3]

河州本埠著名学者张思闻先生也对炳灵寺的名称做过类似的解释：“‘炳灵寺’，邑志或作 ‘冰灵寺’或作‘丙灵寺’，盖‘炳灵’藏语译音，意为十万佛也”。 [4]

炳灵寺的名称来自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之说见诸很多报刊，说法大体如一，最具代表性的是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前所长王亨通先生的观点：“炳灵寺之名系藏语‘仙巴本郎’的译音，‘仙巴’是弥勒佛，‘本郎’是十万的意思，‘仙巴本郎’就是十万弥勒洲之意。另外，还有广义的一个山头一尊佛，十万个山头十万尊佛之意……”[5]

可以看出，从1951年冯国瑞先生第一次作为学者调查炳灵寺到1963年阎文儒、张思闻先生考察炳灵寺，再到90年代以王亨通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炳灵寺之名来源于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佛或十万弥勒洲，从未产生过异议。

二

第一次向这一观点提出挑战的是甘肃临夏《民族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史有勇先生，发表了题为《炳灵非十万佛之意》的文章，文章开篇写道：“近翻《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及《宗教词典》，都把‘炳灵’说成是‘十万佛之意’，此说频繁见诸报刊书籍，实误之再误。”然后在正文中引经据典地写道：“……查《辞源》‘炳灵’意为显赫的英灵。《文选》汉班孟坚幽通赋：‘系高顼之玄胄兮，氏叶之炳灵’。又晋左太冲《蜀都赋》：‘近则江汉炳灵，食载其英’。从以上资料说明‘炳灵’非藏语音译，也非十万佛之意”。 [6]

2006年9月，史有勇先生应邀请参加了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将发表于《民族日报》的文章再经过系统完善后，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热烈讨论。无独有偶，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西北师范大学刘再聪教授在会上也宣读了同样观点的论文。[7]

2008年初，炳灵寺石窟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文本”讨论会上，作为专家组组长的前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先生对我所撰写的文本提了不少意见，尤其对我们所采用的“十万佛”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也认为“炳灵寺”非藏语十万佛之意。

也是在2008年初，政协永靖县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名曰《炳灵寺史话》的书。此书原稿为炳灵寺上寺嘉杨隆珠（汉名杨海莲）八世活佛口述，易国藩等整理的遗著，原名叫《炳灵沧桑》。后经县政协的郭友实先生校注后命名为《炳灵寺史话》而出版。这里对该书的价值不做评论。郭友实先生在给“炳灵寺” 为十万佛之意做的按语中引用不少史料作了注释：“……近年学界有人认为，“炳灵”并不是藏语译音，而是汉语词。自魏晋以来，“炳灵”一词大量出现在各科文体中。如晋左思《蜀都赋》：“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又如唐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诗：“：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后来，“炳灵”成为固定词语，如《佩文韵符》“炳灵”条的举例就有《齐书·太祖纪》的“河岳炳灵”，《水经注》的“江汉炳灵”等。从宋代开始，“炳灵”作为名号大量出现：如“炳灵公”（见《事物纪原》卷7）。据汉文献，炳灵寺可解释为神灵之寺，而“唐述谷”之“唐述”，为羌语“鬼神”的意思，灵岩寺之“灵”也有神灵之意，在意义沿革上亦可作为证据。”[8]

可以看出，上述这些专家学者们，为求炳灵寺一词的解释，确确实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这种精益求精的较真态度对推动炳灵寺石窟的学术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

炳灵寺最早见诸史籍的名称是：唐述谷、唐述窟、唐述谷仙寺等以 “唐述”为主的名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卷2载：“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立，竞势争高，远望嵾嵾，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披冠净发之徒，亦往栖讬焉。故《秦州记》曰：‘河峡岸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9]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晋初河州唐述谷仙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极地也。”[10]

这两条史料中，均记载了炳灵寺在南北朝时期的名称，有唐述山、唐述水、唐述谷、唐述窟、唐述谷仙寺等，都含有“唐述”二字。唐述者，在羌语中是“鬼”或“神仙”的意思。由此看出，尽管“炳灵”这一汉语词组早在晋代就有了，但与炳灵寺石窟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候的炳灵寺只有“唐述”的称号，《法苑珠林》中的唐述谷仙寺是这一时期最恰当的名字。

《法苑珠林》的成书时间是唐总章元年（668），也就是说，从晋代到唐释道世撰写《法苑珠林》时，炳灵寺一直叫“唐述”的名称，无有炳灵一说。

唐朝开始炳灵寺称作龙兴寺、灵岩寺。

在古籍中，把炳灵寺称作龙兴寺的至今尚未见到，但在冯国瑞先生1951年撰写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提到了龙兴寺。冯先生在文章中应用了许国林先生《敦煌石窟写经题记汇编》中的两条材料：

1．大唐大中十三年乙卯岁，正月二十六日，河州龙兴寺僧明照听写。

2．大中十三年，龙兴寺僧明照，随听写，八月五日于开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说毕。[11]

冯国瑞先生在1951年调查炳灵寺石窟时，在一个洞窟的崖壁上发现了唐武德二年的石刻题记：“武德二年龙兴寺释玄□□□御史大夫□□□□”。[12]武德二年就是唐高祖的年号，即619年。（可惜的是这条题记现在无法找到。）

大中十三年，即859年，从洞窟题记中的武德二年到敦煌卷子中的大中十三年，冯先生推断，“在武德造像后的一百四十年，终唐一代（炳灵寺）有可能叫龙兴寺”

灵岩寺一名的出现几乎与龙兴寺是同一时期，然灵岩寺的名称运用的更持久、更普遍。

在史书中，最早提到灵岩寺一名的是宋李远写的《青唐录》，“河州渡河至炳灵寺，即唐之灵岩寺也”，[13]就是说炳灵寺在唐代时的名称是灵岩寺。尽管在史书上灵岩寺一名出现是在宋代，但是在炳灵寺石窟中保存的大量的唐代时期的摩崖石刻题记碑文里记录了在唐朝时炳灵寺都称为灵岩寺。

首先是刑部侍郎张楚金题写的摩崖碑，或称 “张楚金题记”，这块碑文刻于唐仪风三年（678），位于炳灵寺石窟第64龛上方。上宽144厘米，下宽142厘米，高147厘米，共41行，每行43字。碑文中几处提到了炳灵寺在唐代时期的名称——灵岩寺，如：“……乃步，从阁道入灵岩寺”，“积石山之灵岩寺竭诚展敬□宿……”等等。

二是和蕃使团的副使魏季随的《灵岩寺记》，《灵岩寺记》位于炳灵寺石窟148窟外南侧，高132厘米，宽98厘米，共30行，每行43字，首题“灵岩寺记”，首行“□□□□副使缮部郎中文”。正文12行，正文尾题“时开元十九年春三月龙集辛未六□□”。下刻御史大夫上柱国魏县开国侯崔琳以下72人名。其中见于史载的有崔琳、张守珪 、王谞等。《灵岩寺记》主要记载了御史大夫崔琳率领朝廷各部、寺、台的成员出使吐蕃的前因及路经炳灵寺的盛况，并且将使团的成员都镌刻于崖壁上。

通过对这两条史料的研究，我们可知，在唐朝时期，炳灵寺既叫龙兴寺，又叫灵岩寺。龙兴寺一名最早出现于唐武德二年，最后见于敦煌文书的唐大中十三年。灵岩寺一名则最早见于张楚金题记里，即唐仪风三年，后来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大明碑（又叫《重修古刹灵岩寺记》）中还称炳灵寺为灵岩寺。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唐朝时期，官方或正式场合一般称炳灵寺为灵岩寺，民间或个别僧人中有叫龙兴寺甚至也有唐述谷仙寺的。但在终唐一代，未见称炳灵寺的记录。

当然，尽管在唐代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中未见炳灵寺这一称号，然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炳灵寺这一名称的出现其实还是很早的。在早期的史料里，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青唐录》外，还有：

《宋史》卷492《外国列传八》《瞎征传》：“瞎征，以绍圣四年(1097)正月，为河西节度使。……元符二年(1099)七月，赡取邈川。……议者谓：今不先修邈川以东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计也。以今观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灵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险地远，缓急声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断桥塞隘，我虽有百万之师，仓卒不能进，二也；王赡提孤军以入，四无援军，必生他变，三也；设遣大军而青唐、宗哥、邈川食止支一月，内地无粮可运，难以久处，四也。官军自会州还者皆憔悴，衣履穿决，器仗不全，羌视之有轻汉心，旦夕必叛。”[14]

《西夏书事》卷31：“元符二年（1099），夏永安二年，闰九月，统军多保忠率兵助西蕃，围湟州不克，乾顺使保忠及达摩等三监军兵十万助之，先断炳灵寺桥，烧星章峡栈道，四面急攻……”[15]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宋朝时期已开始大量使用炳灵寺一名，或与灵岩寺混用。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或者换句话说，是谁在叫炳灵寺，又是谁在称灵岩寺？写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开始，“炳灵”是不是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十万佛之意？我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人们争论的 “炳灵”含义的问题了。魏文斌先生从史学和民族学的观点入手，对炳灵寺一词的出现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及民族文化特色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考述，“……此时炳灵寺所在的河州已处于唐蕃交锋的前线，而且唐蕃双方使者已多次途经炳灵寺。信仰佛教的吐蕃族很可能已熟知炳灵寺，而在弥勒大像建成后将该寺称为“炳灵寺”是十分自然的事。由此判断，“炳灵寺”一名应始于唐代。自宝应二年（763）吐蕃占领河陇后，炳灵寺便处于吐蕃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此时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已处衰落期，开凿的窟龛较少，且很少留下有文字的记载，“炳灵寺”一名未见诸于记载。宋代时才正式有了文献上的记载。炳灵寺之称的流行，是明清时期喇嘛教在这里盛行以后。”[16]

魏文斌先生认为，唐蕃古道的开通，吐蕃占领河州地区以及炳灵寺唐代弥勒大佛的修建，始有了炳灵寺这一名称。因此魏先生推断，炳灵寺这一名称应该出现在中晚唐，其源于吐蕃，而吐蕃又是藏族的前身，吐蕃人称弥勒佛为“仙巴佛”故炳灵寺在藏语中称为“仙巴本郎”，是没有问题的 [17]仙巴本郎在藏语中就是十万弥勒佛之意，或称十万弥勒洲，也俗称千佛洞、万佛峡，都是合乎历史的。

四

问题的结症在于，“炳灵”是否等于仙巴本郎，是否等于十万弥勒洲？按理说，魏文斌先生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但争论的双方仍然见仁见智。

持肯定说的人，包括早年的冯国瑞、阎文儒先生，所引用的是炳灵寺两位藏传佛教的僧人的解释，前文中已经提到，一位是炳灵寺著名的高僧——鲁丹巴坚措，另一位是炳灵寺第八世嘉杨隆珠活佛，被康熙册封过的杨呼图克图。而恰恰是这两位僧人的身份，正是持否定说的人所质疑的要害。那么这两位僧人究竟是何须人、有多少才学？有多大权威？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这里有必要作以简介。

先说冯国瑞先生的“导游”丹巴坚措[18]。

丹巴坚措，炳灵寺近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生于清光绪五年（1878）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俗姓鲁。十岁到炳灵寺出家为僧，拜在炳灵寺六大活佛之一的丹增坚措门下学经。为了进一步求得佛学真谛，到青海塔尔寺求学，拜在当时名贯青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大师花锐格西门下。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在塔尔寺师从花锐格西大师，鲁丹巴坚措便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成了同窗学友。花尔格西同时也是九世班禅的经师，拜在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师门下，又与十三达赖喇嘛同窗，与九世班禅同门师兄，自然其才学非同一般。在塔尔寺学习期间，丹巴坚措勤奋好学又加之天资聪明，精通了逻辑学（因明）、声明学（语言）以及天文和医学等，取得了然卷巴学位。一次来自拉萨的一位佛教学者向花锐格西挑战，丹巴坚措代师出战，以渊博的佛学知识，雄辩的口才将拉萨来客辨得心服口服，丹巴坚措一时名声大振，成了花锐格西最得意的门生。丹巴坚措与花锐格西曾多次陪十三世达赖进京，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后又随师游学俄罗斯、日本等国。花锐格西去世后，丹巴坚措受十三世达赖的委托，历时三载写成了《花尔格西传》，现藏于塔尔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天祝天堂寺发生匪乱，近万卷佛经乱成一地。各地僧人前往整理，但是各类佛经混在一起无处下手。这时候丹巴坚措闻讯前往，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近万卷佛经归类整理清楚。从此被公认为藏传佛教佛学权威。

1951年，冯国瑞先生在炳灵寺考察时，已73岁高龄的丹巴坚措为冯先生做导游兼藏文翻译。“炳灵”为十万佛之意，首先出于这位藏学大师之口，首见于冯国瑞这位国学大师之文，这是一次强强联手的合作。

再说阎文儒教授在1963年考察炳灵寺时作陪的嘉杨隆珠第八世活佛。

嘉杨隆珠活佛是炳灵寺六大活佛系统中最大的一支。在二世的时候，曾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成为炳灵寺乃至整个河州地区唯一的享有呼图克图称号的活佛，显赫一时。到八世的时候虽不及二世那么辉煌，但在河湟地区也颇有名望。八世活佛出生于宣统三年，俗姓杨。八岁坐床，十五岁去青海帝扎寺学习“五大论”，在著名活佛朱化仓和端端仓前受听了《时轮金刚》和《毗卢遮那》“灌顶”。民国二十六年（1937） 在九世班禅前受听了《时轮金刚》灌顶。民国三十二年（1943）永靖县佛教协会成立，首任会长。解放后曾任中国佛协理事，甘肃省佛协副会长，临夏州佛协会长等职。1963年阎文儒教授来炳灵寺考察时，嘉杨隆珠活佛作陪并向阎先生详解了“炳灵”一词的来历及内涵。

丹巴坚措与嘉杨隆珠这两位炳灵寺近代史上有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向冯国瑞、阎文儒这两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解释了“炳灵”一词的意义，得到了首肯并为之传播，这是炳灵寺的学术研究史上一段佳话，后来的学者们都沿用之。

为了更进一步的求证两位藏学大师对“炳灵”一词的解释，笔者曾前往西北民族大学，向我大学时期的藏传佛教老师，现为博士生导师、海外文献研究所所长才让教授求教。我的老师认为炳灵寺两位高僧对“炳灵”一名的解释完全正确，就是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为十万弥勒佛或十万弥勒洲之意。

五

写到这里，还不能画上句号。因为反对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按照持“非十万佛”的观点，炳灵寺的解释应该是“神灵之寺庙”或“大神之寺庙”，这种解释从字面意义上讲也未尝不可。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太多地赋予了汉族的“神”文化的意义，忽略了佛教文化在这里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炳灵寺名称的发展演变正好诠释了炳灵寺石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圣地。在历史上先后有羌、鲜卑、吐谷浑、汉、吐蕃、党项、藏等民族成为的主人，开窟造像，各领风骚。而把“炳灵”解释为“神灵之寺庙”，则无意中否定了多文化并存的客观事实，抹煞了其他少数民族对炳灵寺发展的历史贡献。

尽管，“炳灵”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有了，但我认为它更多是泛指“显赫的神灵”，而非特指炳灵寺石窟。况且在史籍中对炳灵寺的“炳灵”二字有多种写法，除了“炳灵”一词外还有冰灵、兵灵、丙灵、丙林、冰凌等。

炳灵寺石窟的碑刻题记中也有“冰灵”、 “丙林”等不同的写法。

这种不同字面的写法更加印证了“炳灵”是藏语“仙巴本郎”音译的事实。就像“可口可乐”一样，这是一种用古柯（Coca）的叶子和可拉（Kola）的果实制成的饮料，最初传入中国时它不叫可口可乐，翻译的名字五花八门，不被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后来由一个精通英汉两种文化的的人，取名为“可口可乐”，才风魅中国，因为这个名字最适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需要。同样的例子还有，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叫合作，其实这是藏语“黑措”的音译，意思是羚羊出没的地方。然而在汉语词汇中“合作”是团结协作之意，不是“羚羊出没的地方”。我们不能因为 “合作”一词在汉语词汇里是团结协作之意，而去较真它是藏语“黑措”的音译，进而去否定“合作”在藏语里是羚羊出没的地方的意思。

在炳灵寺的历史上，人们对藏语“仙巴本郎”进行五花八门的音译时，无论是冰灵、兵灵、丙灵或冰林，都无法准确的表达“仙巴本郎”深刻的内在的含义，于是乎，“炳灵”这个在汉语词汇中早就存在的词语才跃入人们的眼帘，正好与“本郎”配对了，“大神”对上“弥勒”真是皆大欢喜。应当说这是汉藏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虽然，炳灵寺从唐朝中后期开始，藏传佛教在这里逐渐兴起并慢慢趋向主导地位，但这里的信众包括僧人，主要以汉族为主，尽管他们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念的是藏文佛经，行的是藏传佛教仪轨，但日常交流全用汉语。况且，在炳灵寺除了佛教外，还有部分道教活动，道人们将炳灵寺称之为炳灵观。如炳灵寺第184窟（俗称老君洞）的南壁有一方清光绪年间的墨书题记，其中就有“创自先代盛唐之时，始为冰灵观。监察御史李巡视至此，题碑第一奇观”（标点为作者注）的句子。在炳灵寺周边民间还有“先有炳灵观，后有炳灵寺”的民谚。因此，把“仙巴本郎”音译时，最终确定“炳灵”二字，也有佛道之争的妥协。

总之，“炳灵”就是藏语“仙巴本郎”的音译，意译为十万弥勒佛或十万弥勒洲，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将炳灵寺理解为大神之寺庙或神灵之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不过将藏语中的“仙巴本郎”，音译时写成“炳灵”，理解为十万弥勒佛或十万弥勒洲，更能反应炳灵寺石窟多种文化并存、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客观事实。

　　

　　[1]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府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出版，1952年，第38页。

　　[2]炳灵寺第八世嘉杨隆珠活佛，康熙皇帝赐呼图克图封号。

　　[3]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32页。

　　[4]张思闻《积石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5]王亨通《炳灵寺石窟概述》，《丝绸之路》1997年第5期，第15页。

　　[6]史有勇《炳灵非十万佛之意》，《民族日报》2002年1月3日4版。

　　[7]刘再聪、李顺庆《“炳灵”藏语之疑问》，郑炳林、石劲松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论文集》（上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464页。

　　[8]永靖县政协文史资料《炳灵寺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6—17页。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卷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7、28页。

　　[10][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47页。

　　[11]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第20页。

　　[12]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第20页。

　　[13]劳亦安编《古今游记丛钞》卷13《青唐录》，中华书局，1924年，第116页。

　　[14] [元]脱脱等撰《宋史·吐蕃传》卷492《吐蕃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6页。

　　[1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16]魏文斌、吴荭《炳灵寺石窟唐蕃关系史料》，《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9页。

　　[17]魏文斌、吴荭《炳灵寺石窟唐蕃关系史料》，第129页。

　　[18]丹巴坚措的弟子丹比坚措口述，本文作者记录整理，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