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專輯魏晉南北朝石刻與歷史研究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等。 一、引言2002年底，香港Orientations杂志约笔者就安伽墓石棺床的围屏图像写一篇文章，以配合该刊为D ...

專輯

魏晉南北朝石刻與歷史研究

　　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等。

一、引言

2002年底，香港Orientations杂志约笔者就安伽墓石棺床的围屏图像写一篇文章，以配合该刊为Dayton Art Institute举办的“丝绸之路的自豪：中国古代艺术展览”所准备的特辑。因为该刊的体例和字数的限制，笔者的《安伽石屏的图像程序：一个萨保的日常生活画卷》一文比较简略，也没有注释[1]。以后一直想加以增补，以中文发表。但几次提起笔来，又放了下来，原因是这篇文章撰写时，只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简报和两三篇研究文章，而近两三年来新的资料却又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距离安伽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和安伽同一年入葬的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其石椁的图像有许多可以和安伽的图像做对比研究。与此同时，这两三年来有关粟特图像的研究也日新月异，相关的语言、历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探讨也有不少新的成果，特别是安伽墓的正式考古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安北周安伽墓》，也在2003年8月非常及时地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提供给我们更加详细和准确的资料和解说。在这种情形下，要重新增订这篇文章就总是有些踌躇。最近，在张庆捷先生的鼓励下，笔者拟就安伽及其墓葬图像的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但有关图像程序问题，因为观点没有改变，所以基本依旧。 二、安伽墓发现的学术意义 2000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是截止到当时为止中国发现的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一座粟特人的墓葬，而且是粟特聚落首领——萨保的墓葬，有墓志和一套完整的石棺床围屏图像一同出土[2]，因此不论从考古学、艺术史，还是从历史学方面来讲，学术价值可谓无法估量。
从粟特研究的角度来讲，安伽墓的价值可以举出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第一，安伽墓是最早土葬的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之一。我们知道粟特人传统上是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根据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经》中的《闻迪达德》（Vendidad，即《伏魔法典》）的记载和考古学者在粟特本土（Sogdiana）的考古发现，粟特人去世后，尸体由专门负责处理尸首的人运送到高层的葬尸台（dakhma）上，让狗或其他猛禽把尸肉吃掉，然后再把剩下的骨骸放入一种被称作“骨瓮”或纳骨器（Ossuary）的罐子当中，埋入地下[3]。入华的粟特人最初应当也是采取同样的丧葬方式，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就是，粟特人至少从公元三世纪就大量进入中国，但到安伽墓发现时为止，粟特人最早的土葬墓是宁夏固原发现的隋大业六年（610）埋葬的史射勿墓[4]。安伽墓的发现把这个时间提前到大象元年（579），而随后发现的史君墓也是同一年入葬，这两个墓葬可以代表入华粟特人采用土葬形式的开始阶段，因为他们都是粟特首领萨保，而墓葬中具有浓厚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的色彩，并不完全类同于中国的土葬墓穴[5]。最近在安伽墓附近发现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虽然是粟特后裔，但墓葬中的石棺床围屏图像比较中国化，墓主也不是萨保，所以尚不能和安伽与史君等同视之。
第二，安伽墓图像反映了粟特聚落的内部情况。我们过去对于粟特聚落内部的情况了解很不充分。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粟特文文书，所反映的情况主要是粟特人已被唐朝中央政府编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下的乡里以后的情况，唐代墓志和其他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粟特人，大多数也已经不再生活在粟特人自己的聚落中。为此，我曾经汇集汉文史籍、出土文书、石刻等材料，追寻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唐朝都城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山西、河北直到东北营州所留下的遗迹[6]，目的是想把分散的和后出的史料综合起来，以便浓缩出粟特聚落的内部情况。安伽墓的围屏图像，是目前所见的粟特石棺床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一组，它形象地反映了粟特聚落中的日常生活，以及粟特人经常从事的商业、狩猎、宴饮、歌舞等活动，提供给我们粟特聚落的内部生活形态[7]。
第三，安伽墓展示了萨保的宗教信仰。关于粟特商队和聚落的首领萨保（唐人作萨宝），隋唐时代的文献里有不少记载，但这些文献中有关南北朝时期萨保的记录，都不是同时代的证据，比如唐朝墓志中所见属于南北朝时期的萨宝，往往是对死者祖父辈人的追述，我们不能肯定其中一些官职的记录是实授，还是唐人的伪造，抑或是后来的追封。而唐朝的萨宝，往往只是作为普通的人名，而不再具有聚落首领的意义。因此，萨保长期以来成为一个问题，学者们对于萨保的理解相互之间相距较大，有的学者过分强调萨保和佛教的关系[8]。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出土，使我们现在拥有了北朝末期有关萨保的第一手资料，年代远远早于唐代的文书和墓志，而且安伽墓门上方盛大的火坛和祆教祭师的形象，昭示了萨保的祆教信仰，而整个石屏的12幅图像，也看不出粟特聚落内部任何佛教的色彩[9]。
第四，安伽墓透露了粟特与突厥的关系。虽然安伽墓埋葬在中原王朝的都城外，但它的图像上却有着大量的突厥人的形象，许多画面都是表现粟特人和突厥人交往的场景。这或许反映了粟特商队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受到了突厥汗国的有力保护，因而粟特商队首领虽然已经进入中原的腹心地带，但在表现他们最传统的日常生活时，却仍然不忘把和突厥的交往展现出来。过去我们从文献上知道西魏大统年间派往突厥的第一个使者是粟特人安诺槃陀[10]，我们也知道西突厥派往拜占庭的第一个使者也是粟特人[11]，但现在我们从安伽墓图像上看到了在社会生活层面粟特人和突厥的交往，以及突厥对粟特风俗的影响[12]。
第五，安伽墓为我们研究粟特音乐舞蹈、服饰发型、建筑器皿等物质文化方面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从魏晋到隋唐，由于五胡入居中原北方，而大批西胡如粟特胡也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使得西北胡族文化对于传统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物质文化层面讲，大到城市布局，小到穿戴的服饰，包括建筑、器皿等有形的物品，音乐、舞蹈等可见的艺术，占星、纺织等数术和技术，以及佛教、三夷教等无形的宗教思想，都给予中国社会以深远的影响。比如对于建筑、服饰、音乐、舞蹈以及粟特金银器等方面，虽然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取得非常大的成绩，但安伽墓的图像提供了许多早期的形象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最近一些学者对于胡旋舞或胡腾舞的研究，就得益于此[13]。其实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探讨，如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经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北朝时期外来金银器并不算多，于是，安伽图像上大大小小的金银器皿，就是我们了解粟特人使用的金银器及这些器皿的功能的绝佳材料[14]。
以上从粟特研究的角度，列举了安伽墓所提供的考古资料对于学术研究五个方面的价值，相信随着研究的进步，我们今后在相关的研究中，会不断使用安伽墓的资料，并发掘出其中更有价值的东西。 三、《安伽墓志》补说 安伽墓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学术价值，除了其中出土的石棺床图像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同时出土了墓志，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墓主的姓名、身份、墓葬埋藏的年代的信息。但《安伽墓志》非常简短，陕西省考古所的报告已经揭示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内涵，但仍有些内容需要结合其他粟特史料加以丰富，故此这里略加补充。
先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简报和正式考古报告，将《安伽墓志》全文迻录如下[15]，间做校订： 【志盖】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志文】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君讳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人。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世济门风，代增家庆。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幼擅嘉声，长标望实。覆仁蹈义，忠君信友。母杜氏，昌松县君。婉兹四德，弘此三从，肃睦闺闱，师仪乡邑。君诞之宿祉，蔚其早令，不同流俗，不杂嚣尘，绩宣朝野，见推里闧16]，遂除同州萨保。君政抚闲合，远迩祗[17]恩，德盛位隆，于义斯在，俄除大都督。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効鸡鸣，身期马革。而芒芒天道，杳杳神祇，福善之言，一何无验。周大象元年五月遘疾终于家，春秋六十二。其年岁次己亥十月己未朔[18]，厝于长安之东，距城七里，但陵谷易徙，居诸难息，佳城有斁，镌勒无亏[19]。其词曰：基遥转固，泒久弥清。光踰照庑，价重连城。方鸿等鹜，辟骥齐征。如何天道，奄墍泉扃。寒原寂寞，旷野萧条。岱山终砺，拱木俄樵。佳城郁〔郁〕[20]，陇月昭昭，缣缃易〔□〕[21]，金石难销。 以下就《墓志》的内容谈几个问题：
1．关于安伽的名字：《墓志》没有明确说安伽出身粟特安国，但从他姓安，名伽，又任萨保来看，显然是原本出自布哈拉的安国人。《墓志》中说“其先黃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是撰写《墓志》的汉人按照汉人墓志的习惯来写的，即所有的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但这里却不像汉人墓志一样可以指明一个“命氏”的居住点，因为粟特的安国不在黄帝“命氏”的范围。安姓是安国人来华后按照习惯、用原来国家的名字所定的姓氏。安伽名字的“伽”字，似是粟特文k’ 的音译，因为这个字常见于粟特人名的汉译中，如西安出土《史君铭文》记史君的父亲名叫“阿奴伽”（Wanūk）。至于安伽“字大伽”，显然是按照汉人的习惯起了个字，因为他的名字是一个“伽”字，那么“大伽”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伽”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大”字，意思也是汉文“大”之意。
2．姑藏昌松：姑臧在此是凉州武威的别名。大概是因为这个词原为胡语（匈奴语），所以粟特人叫起来要比汉文名称“凉州”或“武威”容易一些，因此粟特文中一直称武威为kc’n或kc’’n，即姑臧，见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信札和新发现的《史君铭文》粟特文部分[22]，特别是《史君铭文》粟特文部分写作kc’’n，对应的汉文写作“凉州”。昌松是凉州或武威郡下属的一个县，《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记昌松县：“后魏置昌松郡，后周废郡，以揟次县入。开皇初改县为永世，后改曰昌松。”《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凉州条下记昌松县：“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汉苍松县，属武威郡。后凉置昌松郡，县属焉。隋开皇三年改昌松为永年县，后以重名，复为昌松。”可见昌松是凉州东南面的一个县，与凉州城相距一百二十里。据《安伽墓志》，这里和凉州城一样，应当是粟特移民聚居的地方。安伽母亲杜氏，可能就是这一带的汉人，后来大概因为安伽的原因而被封为昌松县君。
3．安突建：安伽父的名字“突建”也像是一个音译的词。因为《墓志》没有像一般的墓志那样从安伽的祖父开始记录，似表明安突建是这一家中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人，并落户在凉州的昌松。早期入华的粟特人一般都生活在粟特聚落当中，特别是像胡人比较集中的凉州。但安突建来到的昌松这个地方，或许开始时胡人并不很多，形不成聚落，因此他也不像其他生活在聚落中的粟特人那样和胡人女子结婚，而是和汉人杜氏结为连理。《墓志》记突建官职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前者为勋官将军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后者若是实授，则突建曾任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刺史，官位不低，作为一个初入中国的粟特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太可能，因此，安突建的“冠军将军、眉州刺史”的官称，更可能安伽封大都督后朝廷追赠的官职，安伽母杜氏的昌松县君的称号，可能也是同样。安伽是大象元年（579）去世，时年六十二岁，则生在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其时安突建已与杜氏结婚生子，则其进入凉州昌松，至少应当在6世纪初叶。《墓志》称“幼擅嘉声，长标望实。覆仁蹈义，忠君信友”，如果是从年幼时开始就被当地人所知，则进入凉州的时间还可以上溯到5世纪末。
4．同州萨保：《墓志》说完安伽的父母，接着说安伽：“君诞之宿祉，蔚其早令，不同流俗，不杂嚣尘，绩宣朝野，见推里辏?斐??萑?！！薄栋操つ怪尽氛?迳侠唇彩潜冉霞虻サ模??杂行矶嗟胤揭馑嘉薹??帷Ｕ饫锼淙凰档酱铀?〉氖焙蛞恢钡奖蝗蚊???Ｊ钡那榭觯??疵挥薪驳剿?那ㄒ疲?敲次颐且簿臀薹ㄖ?浪?趺创恿怪莸牟?衫霞遥?幌伦颖蝗蚊???莸娜?！５?蘼廴绾危?操は匀皇谴游渫?牟?桑?吹匠ぐ捕?⑽己颖泵娴耐?荩ń裆挛鞔罄螅??晌?饫锏暮?司勐涫琢臁???！Ｍ?莸厍?谖航?媳背?逼谝恢笔前?ㄋ谔卦谀诘暮?嘶钤局??＞萸扒亟ㄔ??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