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资讯
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纪要
2018年10月22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在成都金牛宾馆俱乐部西侧厅进行了学术研讨。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无锡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考古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余家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日本九州大学和捷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31位考古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另外有80多位专家、学者、学生和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加了讨论互动。讲演围绕考古新发现,区域文化和交流,经济、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反思四个议题展开五场31项演讲。北京大学张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
会议现场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先生致辞
赵辉先生在致辞中提到本届大会主题报告中有两项(王巍先生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赵志军先生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报告)涉及的时段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而新石器时代考古涉及的问题绝不止于此,例如本次大会的主题——交流,不仅有物质文化面貌的交流,还有背后物资的交流、技术的交流、制度的交流等等。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期待今明两天的讨论将促进相关领域的进步。
第一场讨论:考古新发现(张弛先生主持,共五项演讲)
张弛先生主持
崔英杰先生
崔英杰先生《2017年度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情况及初步认识》介绍了张家口市崇礼县邓槽沟梁遗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初步研究。遗址位于高家营镇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西侧为清水河,南北有两条冲沟。2017年5 -11月,为深入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内涵,配合河北师范大学2014、2015级考古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和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工作,同时在周边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现夯土墙基1段,房址7座,灰坑2个;出土大量的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大量的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对了解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期开展的勘探和调查工作加深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认识。文化内涵方面,结合出土的遗物特征及送交美国贝塔实验室的测年样品的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年代跨度在距今8000-4200年之间。该区域在史前时期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早期受到了北方兴隆洼文化的影响较多,但年代稍晚,如遗址发现的方形石灶及房址内埋人的现象,以及出土的有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等与白音长汗遗址的相似。中期受到河北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较大,但仍有北方红山文化的一些因素。晚期遗址面貌与附近的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应该属于同一类的文化遗存,但其中也多有小河沿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如发现了一些彩绘的陶器与石块。
甘恢元先生
甘恢元先生《洪泽湖以东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考古新收获与初步研究》介绍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淮河故道沿线新石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的收获。2018年3月至5月,先后对淮安市淮安区、涟水县及盐城市阜宁县境内的青莲岗、颜家码头、西韩庄、茭陵集、凤凰墩、城头村、笪巷等遗址进行了复查和勘探,对淮安黄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通过对各遗址出土及采集遗物的初步分析,可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大期:第一期遗存与淮河中游的石山孜二期、双墩文化关系密切,时代相近,绝对年代约在5000BC—4500BC;第二期遗存以青莲岗遗址为代表,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与定远侯家寨二期关系密切,绝对年代当在4000BC前后;第三期遗存以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因素为主体,3000BC前后,南北两大强势文化在淮河故道沿线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其后发展为龙山文化。该区域距今7000年前后至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伴随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青莲岗文化的真实面貌将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濉河上游的石山孜一、二期遗存与顺山集文化、青莲岗文化关系密切,青莲岗文化应由顺山集文化发展而来。青莲岗文化之后,淮河故道区域成为南北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大汶口、良渚文化之后,龙山文化顺势南下,淮河故道沿线地区则最终成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
夏格旺堆先生
夏格旺堆先生《札达县格布塞鲁墓地2017年度考古发掘》介绍了2017年格布赛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县城以北约10公里处的桑达沟河谷两岸,根据墓葬分布情况,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又可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经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有两个时间段,第一阶段的为距今3560-3000年期间(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第二个为距今2310-2127(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178年)。可以看出,墓地有早晚两个时间段的遗存。并且显示,早期墓葬均为石室墓,晚期为竖穴土坑墓。考古发掘获取了陶质、石质、骨质、铜质、铁质、木质、玻璃、贝饰、皮质等各类遗物300余件(组),收集100余个个体的人骨和动物骨骼,采集了朽木、木炭、土样、作物种子等测年与检测分析样品20余个,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收获。
格布赛鲁墓地出土陶器的组合为罐、钵,均为圜底器。该墓地是迄今所知西藏境内最早的史前墓地;出土了最早的青铜器材料,也是在随葬品中以石器、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共存的一处墓地;石室墓葬形制、部分陶器等随葬品特征与新疆地区发现的葬品相似。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是格布赛鲁墓地在遭受长年盗扰破坏后的首次正式发掘,收获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对了解象泉河流域古代遗存、早期文明的演进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与线索。
Jan Turek(简•图雷克)先生
Jan Turek(简•图雷克)先生《欧洲长坟遗迹的起源》探讨了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六千至五千纪)长坟遗迹的起源和发展。有研究认为中欧地区新石器时代长屋的一种功能是埋葬祖先,居住过程中已埋葬人类遗骸(有些是儿童),伴随着房子废弃也保留在建筑之内,包围长屋的沟渠被认为是修盖泥墙的取土坑。Neustupny观察到这种沟渠不仅出现在黄土和粘土地层中,还出现在不能用于墙体施工的非塑性材料(砂石)中,因此他认为不规则形状的沟渠具有象征性的保护作用,可以保护房屋免受超自然力量的侵害的结论。上述解释都认定这些沟渠是在建造或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形成的。我认为实际上是在房子废弃之后,沿着房子挖的这些沟渠,这种行为把废弃的房子变成了坟墓。在这种情况下,沟渠象征性的保护功能可能并不是对于居住者的房屋内部空间,恰恰相反,它们保护了死亡房屋外部环境,抵御了死亡房屋的不利影响。此外,从沟渠中挖出的土可能是旧房倒塌后在其顶部堆起的一个长土堆的地基,这可能是在墓葬上方建造土堆观念的起源。Vere Gordon Childe观察到多瑙河地区早期红铜时代坟丘很可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屋。在长房建筑再次利用成为早期红铜时代墓葬和长坟丘之间,也许存在某种过渡形式的墓上建筑。由此而论,我们必须考虑到西欧西北部和不列颠群岛的长坟也被长而浅的沟渠所包围,就如同大陆上的长房一样。因此,埋葬土墩的想法很可能起源于这样一种习惯,即把土墩堆在含有祖先埋葬物的废弃房屋的废墟上。只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长房子是用边缘沟渠建成的,这一事实可能表明,只有一些房子是在被废弃后用作丧葬用途的。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埋藏坑内的地层关系和后堆积过程,以及长屋、长沟和邻近其他坑的其他可能遗骸进行系统的研究。
黄翔先生
黄翔先生《上海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土台的发现》介绍了2014-2015年上海广富林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台。发掘揭露的部分为土台的东北部,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土台揭露部分东西长约50米,南北约45米,高约3.8米,方向北偏东30°,土台的东北角呈90°。土台建于一处洼地之上,从土台的堆积情况看,土台主体由草裹泥堆砌而成。土台由西南部开始堆筑,先用堆土筑成一个小型的高台,再用草裹泥的方式渐次向东、向北扩展,形成一圈圈的曲尺形状。由于草裹泥的土质不同,还可以在这些堆积中划分出小型区块,应当与当时施工方式有关。土台外围采用草铺泥的结构进行加护。在土台堆积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层由红烧土组成的斜坡状堆积,以此可以将土台的堆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清理土台堆积时我们在土台的东侧、北侧发现了一些与土台方向一致的长条形凹槽,部分凹槽中发现有竖立的篱笆痕迹,经鉴定可能与芦苇有关。同时,大多数的凹槽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土台堆积,因此,这些凹槽也应与土台的堆筑有关。广富林良渚文化土台与少卿山祭台相近似,可能为综合性祭台。
第二场讨论:区域文化和交流(李新伟先生主持,共七项演讲)
李新伟先生主持
孙波先生
孙波先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文化互动中的新局面》探讨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在不间断受外来影响的前提下,开始强力向外突进,打开了对外交流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大汶口文化南下。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江淮区间的诸文化衰落,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强势越过长江至洪泽湖与大汶口文化隔水对峙。大汶口文化从江苏和安徽两个地区向南扩张,前锋直抵洪泽湖岸边,晚期阶段基本完全占据了整个淮北,在淮河边上建筑了垓下城址;二、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占据了鲁西豫东皖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尉迟寺类型。向西包括河南中部和东南部一带(最西可达洛阳盆地),大汶口文化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并在其后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得到继承。再向外包括鄂北、豫西南、陕东、晋南地区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因素,这背后可能伴随有人群的迁移;三、红山文化影响——京杭通道的意义。红山文化的影响以彩陶和玉器为载体,南北交流通道大体与京杭运河平行略偏东,沿着泰沂山地西侧的山前地带。
赵春青先生
赵春青先生《区域文化和交流——论庙底沟文化及其文化交流》认为庙底沟文化是探讨史前区域文化和交流最好的案例。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经过两次发掘,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距今6000-5500年)有其代表性的器物组合和彩陶纹饰。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于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可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核心区有庙底沟、泉护村、西阴村、杨官寨和西坡等典型遗址。外围区东有大河村类型、钓鱼台类型、南有雕龙碑类型、西有大地湾类型、北有杏花村类型等。其影响区东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大溪文化、西有马家窑文化、东北有红山文化等。距今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迹象,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增加,大型聚落出现,文化高度发达等等。而距今6000至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其分布范围以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为核心,并向周围强势扩张,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孙周勇先生
孙周勇先生《黄土、石头与城: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的晋陕高原》立足于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山西兴县碧村等中、大型遗址考古成果及区域调查收获,公元前第三千纪下半叶晋陕高原的文化面貌及区域格局日趋明晰。公元前2300年前后,晋陕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为核心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城址成为晋陕高原北端的地缘政治中心。大致与此同时,晋陕高原南端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芦山峁遗址(以营盘梁为中心的大型夯土建筑宫室、玉器、陶瓦等高等级奢侈品及建筑材料为代表)的形成,宣告了晋陕高原南端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就其陶器展现的文化面貌而言,展现出浓郁的混合文化因素(包含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及客省庄文化的地域特色),或可代表了活跃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另外一只曾经与石峁集团势均力敌的族群。以黄土与石料为原材料构筑大型公共设施及宫室建筑成为晋陕高原南、北两端(芦山峁及石峁两个区域政体中心)的建筑传统。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周边次级聚落的选址及形态。陶寺遗址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处于黄土高原之外的临汾盆地。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下城址建设中夯筑与石筑传统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使用暴力、铸铜技术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晋陕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面貌仍然延续了当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陶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上难以捕捉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如果将二里头的一至四期作为夏文化的典型遗存,则可以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认为,夏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两千纪之交远未波及到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及晋西北在内的晋陕高原。活跃在这一区域的主要社会集团最少包括了以石峁为核心北方集团、以芦山峁为核心的中部集团及与石峁集密切的陶寺集团,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与夏集团鼎足而立,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构建了“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