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贝格曼在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沿额济纳河流域踏查了南北二百五十公里，东西六十公里的范围，发现古遗址四百一十多处，其中在三十个地点出土汉简。共出汉简一万零八十五枚。这批汉简在抗战中经过炮火的洗礼于一九三七年年底运往香港，在香港大学经历了三年再整理再转移的过程，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运往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沉睡二十五年之久，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运回台湾，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整理成果主要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大陆则有《居延汉简甲乙编》。最近，由于红外线拍摄技术的采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又对这批汉简重新整理，从二〇一四年以来陆续出版了《居延汉简（壹）》和《居延汉简（贰）》。这次重新整理和新技术的运用，可与我们新近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和《居延新简集释》珠联璧合，呈现给学界一个居延汉简的崭新面貌。

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选择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东南三十二公里处的察汗川吉烽隧进行了发掘，出土汉简五百多枚。整理成果有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和孙家洲主编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

我们这里重点要说的是第二批居延汉简的发掘整理经过和《居延新简集释》的有关情况。

　　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十五年时间里，甘肃省文物部门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八〇、一九八二年对居延遗址进行过五次调查。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对肩水金关遗址、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三个地点以及一九八六年对地湾肩水候官遗址进行过正式发掘。

五次调查中，一九七二年在大湾（A35）、地湾（A33）、金关（A32）、破城子（A8）、查科尔帖（A27）、布肯托尼（A22）采获汉简八百多枚，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东隧（T130）采获汉简一百七十三枚，一九八二年在破城子采获汉简二十二枚。

两度正式发掘中，一九八六年在地湾遗址的发掘，出简七百多枚，目前尚在整理中。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肩水金关遗址、破城子、第四隧三个地点发掘出土的汉简，其整理、出版工作已全面结束。《居延新简集释》实际上是对其中一部分汉简的研究和再整理。

三个地点的发掘最先开始于肩水金关。此地坐落在额济纳河东岸，位置在北纬40°35′18″，东经99°55′45″。西南距甘肃省金塔县城一百一十公里（均为直线距离），东北距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一百八十公里。两汉时肩水金关是河西走廊通往居延地区的一处关卡。一九三〇年贝格曼将此标为A33，获简七百二十四枚。此次发掘从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开始，九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两个半月。参加者有甘肃省博物馆岳邦湖（领队）、初世宾、任步云、赵之祥等六人及地、县文化部门所派八人，总共十四人。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一个班的战士协助工作。开探方三十七个，发掘面积一千三百平方米，获简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枚，各类文物一千三百一十一件。

　　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遗址，一九三〇年贝格曼标此为A8，当年掘获汉简四千四百二十二枚。位置在北纬41°47′34″，东经100°56′54″。西南距金关遗址一百六十公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对破城子的发掘历时两个年度。第一期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四日，一个多月。第二期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四日，两个月。布方六十八个，实开六十个，清理坞院、鄣城、烽台等三十七间，再加上坞外灰坑等，揭露面积三千多平米，出简七千八百六十五枚，各类文物八百八十一件。

第四隧位于破城子遗址南面五公里处，北纬41°45′4″，东经100°55′26″。当年贝格曼标号P1，蒙古语称保都格。一九三〇年出简一枚。上世纪七十年代对第四隧的发掘时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历时四十天。开探方两个，出简一百九十五枚，加上采集简六十七枚，共二百六十二枚，其他文物一百零五件。

这批汉简的整理释读从一九七五年即已开始，由甘肃省博物馆初世宾主持，该馆郭德勇、任步云、肖亢达、乔今同、何自谦、李现及地县文博部门的冯明义（酒泉）、刘仲武（安西，今瓜州）、韩跃成（敦煌）、苗天润（额旗）等全部或部分参加。历时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档案制作、图片拍摄以及释文初稿。一九七八年，在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唐长孺先生的主持下，调集各路人马对新出居延新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及银雀山汉简进行集中整理。其中于豪亮、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以及甘肃方面的任步云、何双全参加居延汉简的整理，孙言诚、连劭名参加了部分工作。与此同时，初世宾、张邦彦在兰州的校改工作仍在继续。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北京的居延汉简整理组穿梭于北京和兰州之间，查对照片、核看原物，形成了居延新简释文的修订稿。一九八四年，在唐长孺先生主持下，请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徐苹芳等著名学者对居延新简的修订稿进行了会审定稿。

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原计划这批新出的居延汉简都以《居延新简》为名，而以副标题如《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标明其出土地点。一九九〇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的简体简装本。一九九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图版释文本，实际内容都包括了破城子和第四隧所出汉简。但是，上书出版后，计划紧接着出版的作为姊妹篇的《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却迟迟未能如期完成。直到二〇一一年，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又重续前缘、再度合作，重新启动这项工作，至二〇一六年八月，延滞四十三年的金关汉简的整理工作才告结束，而书名则直取《肩水金关汉简》，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发行。《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由于采取了新技术，彩色照片，红外线扫描、科学的版式、先进的印制以及学术界几十年来研究积累对释文水平带来的极大提高，反而后出转精，使出土简牍的整理出版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相比之下，过去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就有许多缺憾和不尽人意之处。因此之故，为弥补这些缺憾，为学界提供一个更为理想的阅读观览的汉简读本，就是我们编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的初衷。这一点，我在丛书前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居延新简集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虽分七个分册出版，但内容与一九九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相对应，所收图片和简文除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第四隧发掘的全部汉简外，还收了一九七六年在卅井塞次东隧（T130）采集的一百七十三简和其他一些零星采集简。

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在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两次发掘中，分别出简一万二千多枚，各占居延所出汉简三万多枚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是出简最多的两个地点。而七十年代所出居延新简，与三十年代所出汉简最明显的特点一是调查发掘更为科学。从调查、勘探、布方、发掘以及整理释读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操作，而三十年代的发掘仅凭贝格曼一人之力，很多地方都不可能精细操作；二是出土的册书较多，七十多个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册书，为研究者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断简残编的丰富内容；三是调查发掘都在一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后期造成的错讹较少，不同于三十年代出土的那批汉简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其中的简号、出土地至今还有错乱。总之，居延新简的出土是考古、历史学界的重大收获。很多问题诸如汉匈关系、西北边防、中西交通、民族融合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学术难题得以借助居延汉简的研究才能加以解决，其重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断得到彰显。由于《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出版发表已有二十多年，学术界对此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具体内容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处不再详述。

所谓《居延新简集释》，即是对《居延新简—甲渠候官》所收録的这部分汉简的释文，依照图版和已有成果进行校改，对简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名、历法、典章、名物、事件、词语、称谓等进行通解集释，以期大学文科的老师、学生以及出土文献爱好者在通读汉简文本时少有滞碍。

《集释》中采用了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见解。错误疏漏在所难免，诚望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张德芳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凌晨识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