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天山东望，依次为祁连山、阴山、燕山。这些山脉是欧亚大陆东部农牧分界线的四个主要地标，草原、沙漠和戈壁穿插其间，北方主牧、南方主农，并因大气候的周期变化，形成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南北区间周期移动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一地带多有沙漠点缀其间，连同北部的广大草原，称为草原—沙漠文化带。中原王朝以历代修筑的长城和烽燧线，应对南北两个自 ...

　　自天山东望，依次为祁连山、阴山、燕山。这些山脉是欧亚大陆东部农牧分界线的四个主要地标，草原、沙漠和戈壁穿插其间，北方主牧、南方主农，并因大气候的周期变化，形成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南北区间周期移动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一地带多有沙漠点缀其间，连同北部的广大草原，称为草原—沙漠文化带。中原王朝以历代修筑的长城和烽燧线，应对南北两个自然经济带以及生活于两侧的农牧人群的关系。由战国、秦汉至明代，留下了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数道长城，并以烽燧线的形式向西沿天山南北延续至中亚地区。　　　　

　　农牧相争又相融

　　新石器时代，在大气候温暖湿润期，以仰韶文化等为代表的原始农业社会向北扩散到阴山至燕山一带，向西扩散到祁连山东缘，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形成新的农业文化。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大气候的干冷变化促使北方农业文化转型为畜牧—农耕文化，祁连山周缘的农耕—畜牧文化则扩张到新疆东部的天山地区，与从欧亚大陆西部而来的人群深度文化融合，结束了旧石器时代以来的采集狩猎文化。

　　从这一时期开始，欧亚大陆东部地区农牧二分的局面开始出现。就中国北方草原—沙漠文化带而言，夏商时期的诸方国，周秦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大月氏、匈奴、东胡、呼揭和西域三十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鲜卑、高车、铁勒和西域沙漠绿洲的城郭王国，唐宋时期的突厥、回纥（回鹘）、契丹、女真，蒙元明清时期的蒙古、瓦剌、女真（满洲）等游牧民族及其所属部族先后生活在这里。

　　在草原—沙漠文化带中，以天山为核心的西域尤为特殊。天山和锡尔河一线是中亚草原与绿洲农耕区的分界线，也是东西方重要通道。天山内部山谷以及北麓山前地带都属于草原，因其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农牧二元对抗和融合有别于东部地区。汉、唐和清代在天山北麓和山谷建设了疏勒城、北庭城、伊犁九城三个城防体系，充分体现了农牧争夺与融合的互动过程。　　

　　历代悉心经营西域　　　

　　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新疆成为汉朝与匈奴斗争以及交通西部世界的高价值地区，中原王朝对此志在必得。环东天山地区直接扼守匈奴自漠北草原进入西域的门户，防止匈奴与西域各方势力联合，成为中原王朝维护西域安全的前沿阵地。这里除了最初开辟的楼兰道以外，还可以直接与河西地区连接，得到河西各方力量迅速支援。以哈密、吐鲁番两个绿洲为基地，无论在人员还是物资方面，对控制西部地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2014—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发掘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石城子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新发现，基本可以确定其为汉代疏勒城。疏勒城是汉朝军队应对匈奴威胁、控制东天山北麓险要之地专门建立的军事要塞，与西部戊校尉正式驻地“金满城”以及吐鲁番己校尉驻地柳中城形成稳定的小三角战略支撑。就更大范围而言，戊己校尉、西域都护和河西驻军构成战略大三角支撑关系。疏勒城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器，均具有典型的汉代工艺风格，钱币为东汉五铢钱。这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年代明确的汉代城址。石城子遗址是汉代有效统治西域的实证，对于研究汉朝中央如何经营西域意义重大。

　　北庭故城位于吉木萨尔县东北约12公里的冲积平原，核心区域占地1.5平方公里，是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北庭故城遗址平面大致为“两套四重八块”。内外两套城墙大致近方形，设有城墙、护城河、城门、马面、中心指挥台和角楼，内城即庭州城，扩建的外城包括内城即北庭城，核心区域“子城”在东北部。最新考古发现初步证明，北庭故城格局基本是在唐代统治天山以北地区的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北庭故城建制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使驻地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城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修补和更改。天山北麓以北庭城为核心，包括下属金满、蒲类、轮台县的直隶州府和瀚海军、伊吾军、天山军的军镇体系甚至安西都护府下辖的碎叶城等，是唐代中原王朝在西域草原地带有效统治和保证丝绸之路繁荣畅通的见证。宋元时期，它仍在高昌回鹘和元代管理下发挥重要作用。

　　清朝统一新疆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并任命明瑞为第一任伊犁将军，清代在新疆的军府制正式确立。二十八年，明瑞在伊犁河北岸筑大城，乾隆赐名“惠远”。伊犁将军驻扎惠远城，该城成为新疆政治军事中心，左宗棠谓之“西路第一重镇”。伊犁将军还主持修筑了塔勒奇城、绥定城、宁远城、惠宁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等城池，连同惠远城，时人统称“伊犁九城”。　

　　城防体系各有特点

　　汉、唐和清代在天山北麓和谷地建设了上述三个城防系统，其主要目的是防范草原游牧民族的骚扰和入侵，保证中原王朝对绿洲地区和丝绸之路的统治与维护，总体上体现了农牧二元矛盾。具体而言，三个城防体系各有特点。

　　汉代的疏勒城是一座主要为对抗匈奴而修建的要塞，并因规模较小、支撑体系不完善而昙花一现。唐代以北庭为核心的城防体系在此传统和基础上，演化成一个黏合农耕和游牧区、沟通东西的大城体系，并且延续约800年。唐朝李氏皇族在汉末至隋代长期胡汉融合的大背景下，已拥有超越胡汉、放眼世界的胸怀和眼界，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统治阶级兼具农耕人群擅长的建制守成和游牧人群的兼容进取。驻守北庭的刺史、都护和节度使近三十人，其中既有来自中原各地的将领，也有突厥王室贵族阿史那献，还有中亚粟特商人后裔李元忠，以及来自“望表渤海，家于交河”的高耀。

　　这座大城及其体系不但防范、牵制和抵御着游牧人，也滋养、团结和融合着游牧人，同时也保护着往来丝绸之路的各方人群。在高昌回鹘、辽（西辽）和蒙元时期，游牧背景的政权延续这一新的传统，并发扬光大。

　　清代以惠远城为核心的“伊犁九城”弘扬农牧合一的传统，体现了以牧业为背景的统治阶级在团结整合农牧民族、塑造多民族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努力。汉代之后，在中华民族和中华帝国的缔造过程中，游牧这一支脉在疆土开拓和整合农牧认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

　　古代中国周边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东部面临大海，西部为绵延几千公里的高原、山脉、沙漠、戈壁，成为天然的战略阻隔和缓冲区，欧亚大陆西部的强势政治和军事力量无法直接入侵，而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以黄河、长江和珠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农耕区面积广大并连续无碍，适合建立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国家。农耕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发达，地域、人口和经济体量庞大，具有较大的组织优越性、容忍度和包容性。但是，社会发展一般渐趋保守僵化，王朝长周期性衰败现象严重。胡焕庸线以西，特别是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牧业区同样地域广大，另外还有很多农牧混合过渡地带。牧业社会军事力量较强，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和开拓性，富有可塑性和变革的积极性。相较于农耕社会，牧业社会更具有统治农牧两个区域的兴趣、愿望和能力。但是，其统治者代际继承危机显著，人口总量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由于这些特殊原因，分居长城内外的人群，以欧亚大陆东部为舞台，共同开拓、建设家园。秦汉以降，唐朝、辽（西辽）朝、西夏、元朝、清朝先后统治这一广大的沙漠—草原地域，各民族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精神。在有心无意间，虽然间有龌龊坎坷，但始终没有彻底对抗分隔，而是在反复博弈中，在经济、文化和血缘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认同，不断融合为一体。汉、唐、元、清，农牧渔猎各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帝国王朝，书写了共同的盛世史诗，成为人类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广域命运共同体和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总体而言，在自然环境较为脆弱敏感和政治文化势力多元分散的西域，由于战略缓冲地带和丝路通道的重合叠加，各方势力的博弈更为复杂尖锐。强势的中原王朝有效统治天山南北地区，须妥善处理和北方草原地带游牧社会的关系。因此，在农牧博弈和东西互动两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波澜壮阔。从汉代疏勒城和唐至元代的北庭城，再到清代的“伊犁九城”，这三个建设于天山北麓及谷地的城防体系的兴衰，充分体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铸就了古今国人对西部疆域、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作者简介：郭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