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专辑《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为2015年5月于四川大学召开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学术会议的成果之一，收录了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21名青年学者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公众号特用专辑的形式将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飨学界。如需进一步了解和引用，请核对原书。 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

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专辑

《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为2015年5月于四川大学召开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学术会议的成果之一，收录了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21名青年学者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公众号特用专辑的形式将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飨学界。如需进一步了解和引用，请核对原书。

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

任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游牧是人类除农业之外又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古代游牧民族特别是早期游牧人群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要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只能主要依据古代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文献记录和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但是游牧与农业的生产生活状况差异明显，文献并不一定能做到准确的记录，而游牧文化考古又难免受到农业文化考古研究经验方法的严重影响，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天山山系及其周边地区是古代游牧人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直到今天仍生活有大量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与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相关的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都较为丰富，近年来在当地也开展了较多、较全面的游牧文化考古工作，让我们对早期游牧人群及其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理解与思考。

一、游牧文化的特征和界定标准

游牧，顾名思义至少应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游”和“牧”。所谓“牧”，即是指主要依靠动物养殖业来获取各种生存资源、尤其是食物资源，而不是依靠农作物种植业。所谓“游”，即是指养殖动物的过程中具有高移动性，会根据环境的变化相对频繁地转移生产地和居住地，而不会在一个地点长期定居，这也是游牧区别定居畜牧的主要标志。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的各种特征，大多是基于这两个基本要素所产生的。

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定居的畜牧经济来说，游牧经济是一种低效且不稳定的生计方式。在适宜开展大规模农耕生产的环境中，人们一般不会选择游牧经济。以游牧方式为主的人群大多生活在荒漠、草原、山地、高寒地带等相对恶劣的环境下，多少都面临热量、水分或土壤等资源匮乏的情况，不适合开展农业，只能依靠草食动物的食性，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1]。甚至在这些地区，单位面积的自然资源不能长期承担大规模动物养殖和人类生活所需，一个地点的生存资源消耗到一定程度，人们必须带着牲畜和各种物资转移居住地以获取新的生存资源，从而产生了频繁迁徙的特征。

在这样的经济方式下，游牧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居住形态等都和定居农业人群有明显的差异。为适应频繁且高速的游牧生活，游牧人所豢养的牲畜多是能够进行较高速的长途跋涉、有运输能力且适应群居生活的草食动物，如山羊、绵羊、马、牛、骆驼等，而不适合猪、鸡等动物；动物的肉、乳、皮毛等是游牧人最主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而较少来自植物；游牧人的居所也常常采用帐篷、棚屋等搭建简单、方便拆卸搬运的轻结构房屋，以适应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游牧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以轻便耐用的金属、皮革、木材制品为主，陶器由于易碎，而且需要较长的定居生活和合适的黏土才能制作，因此用量相对较少。

这些特征往往作为界定某类古代遗存是否属于游牧文化的惯用标准。有的研究通过畜产种类、比例和人骨的食性分析研究，若某类遗存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较多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并且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而粮食作物遗存和猪、鸡等牲畜的骨骼发现较少，就被认为更多的偏向游牧经济。

有的研究通过出土遗物分析，如果某类遗存出土当时使用的主要器具多为金属器、皮革、木器等适合游牧生活使用的器具，尤其流行金属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品等“斯基泰三要素”[2]，而陶瓷器、农业工具等器具较少，一般就被认为偏向游牧文化。

也有研究者结合了对自然环境和居住方式的观察，如果某遗存仅发现较多的墓葬，而未发现或较少发现与之对应的定居性的房屋或聚落遗址，再结合其他证据，往往会被认为是过着“居无定所”生活的游牧人的遗存。

这些界定标准总体上来说是基本适用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定居畜牧经济也会驯养大量牲畜，仅仅根据动物骨骼出土的数量而不看畜产种类和比例的话很难将游牧和定居畜牧相区分。而如“斯基泰三要素”等，只是说明存在游牧的文化因素，并不能代表使用这些器物的人群就一定过着游牧的生活。并且，游牧经济并不是单一类型的，正如郑君雷先生指出，游牧民的具体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存在许多差别，且绝大多数考古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的现代视角上来观察游牧社会的，未必能够涵盖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实际情况。要在考古学上正确界定游牧的遗存，首先要了解不同的游牧社会的本质[3]。

不同的环境气候产生不同的游牧社会。如东非草原地区的热带草原游牧，以饲养牛、山羊、绵羊为主，居住棚屋，以干、湿季的气候变化在草原上安排环形的迁徙路线，游牧的同时兼营种植业。北非撒哈拉和西亚阿拉伯沙漠地区的热带荒漠游牧，以饲养单峰骆驼为主，居住毛织帐篷，在沙漠的绿洲间迁徙。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是最著名的游牧区，从黑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一带，属温带草原游牧方式，以饲养马、绵羊、山羊、牛、双峰骆驼为主，居住圆形帐篷、毡房，以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依靠马的高速移动能力根据四季变化在广阔的草原上沿着一定路线做长距离迁徙。此外还有以青藏高原地区为代表，饲养牦牛、绵羊、山羊、马为主的高原游牧；以欧亚大陆北部高寒地区为代表，饲养驯鹿为主的苔原、森林游牧以及以南美安第斯山区为代表，以饲养羊驼、驼羊、骆马为主的游牧类型等，也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4]。

而本文所讨论的天山地区，以天山山系为中心，从中国新疆东部一直延伸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典型的山地游牧区域，这里与欧亚草原游牧区相毗邻，但草原面积远不如前者广阔，天山造就的复杂地形地貌导致了当地多样的环境气候，其所处的位置又是多种人群和文化的交汇之地。因此，这里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

二、天山地区游牧经济的起源

游牧经济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类型的游牧方式有不同的起源背景[5]。在欧亚草原地区，学者们大多接受游牧起源于混合经济人群[6]，气候转变和人口压力是两个最主要的背景因素。

阿纳托利·哈扎耶夫（A. M. Khazanov）认为，干旱的气候使部分兼营牧业的农民专注于畜牧而变成游牧人群。目前关于欧亚大陆全新世气候研究普遍发现，在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的总体气候较现在更为温暖湿润，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广泛分布，出现了繁荣的“草原青铜文化”，人口也大量增长。但是，到公元前14—前13世纪，气候开始变得干冷，进入全新世最寒冷的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前9世纪。欧亚草原地带农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原来住在此地的人群或者被迫土地远徙它地，或者带上马、羊与骆驼等牲畜走上游牧化的道路，这里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民族即由此产生[7]。

史密斯（P. E. Smith）等认为，专业化牧业产生于原始短期休耕农业中，在此社会中畜牧原是补贴农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后来因为受人口压力影响，需生产更多农产品，养更多牲畜，部分人口因此放弃农业定居，而成为专业的牧人[8]。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认为，草原上的绿洲是游牧经济产生的关键，野生动物喜欢接近绿洲觅食，因此绿洲的农业居民对于驯养、利用草食植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技术，这种知识与技术成熟后，他们才有可能离开绿洲，以驯养动物深入利用周边草原带的水、草资源。至于人们离开绿洲并开始游牧生活的原因，则是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自然资源匮乏[9]。

另外，就欧亚草原地区来说，马对游牧经济的出现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骑马技术为人类的冒险和征服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欧亚草原的游牧离不开马，只有骑着马，游牧人才能控制大量畜群及利用远处的草场。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人类虽然已经将马作为牲畜，但乘骑技术尚未开发。直到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骑马技术才开始成熟，并成为游牧经济出现的重要条件。

天山地区和欧亚草原毗邻，同样属温带大陆性气候。但高大的天山山体具有垂直地带性，不同海拔高度的环境、植被不尽相同，其中适合游牧生活的山地草原带和高山草甸带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天山山体中部（不同地段海拔不一，大体在1000-4000米之间）平缓的坡地上或有水的山间峡谷中，多成带状或点状分布，大面积的广阔草原相对较少[10]。这种草原和草甸非常适合养殖牲畜，但缺乏农业生产所需的热量和土壤，在现代主要是游牧人群如哈萨克、蒙古、吉尔吉斯等民族的生活区域。而今天的定居农业人群主要生活在草原带之下海拔较低、热量较高、又有充足土壤和水源的灌木荒漠带的绿洲地区，如天山脚下的哈密、吐鲁番、费尔干纳、泽拉夫善等大型盆地、河谷的腹心地带。至于草原带和灌木荒漠带的交界之地，只要水源足够，则是农业和牧业都可以经营的地区。

但在公元前二千纪之前，天山草原和草甸带的气候要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如根据巴里坤湖湖面变迁和孢粉等研究证实，距今4000-3000年前，东天山地区气温比今天略高且湿润，巴里坤湖湖面广大，达到约470平方公里，今天的天山草原带可以生长阔叶林[11]。天山其他地段的情况应该也是类似的。

这种环境气候同时适合农业和牧业，天山地区发现的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的遗存，基本都处于定居农业或畜牧业的经济方式。在东天山地区，无论是位于哈密绿洲的哈密天山北路、焉不拉克、五堡等墓地还是分布在天山山区的巴里坤石人子沟、红山口、兰州湾子遗址和哈密柳树沟墓地等，都出土了众多的动物骨骼，同时也出土丰富的粮食作物、大型粮食贮藏器、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说明是农牧并重的生产模式。而这一时期所发现的居住遗迹基本都是固定式房屋，未见适应游牧生活的帐篷；动物骨中羊骨占绝对优势，马骨很少；缺乏马具和“动物纹”装饰品，说明游牧经济尚未出现[12]。在西天山地区，山区的发掘较少，但临近山区的河谷地带也分布着定居的农业畜牧业聚落，情况应该是类似的。

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欧亚大陆降温过程中，天山地区尤其是山区的气候受到严重影响。在公元前一千纪，巴里坤湖水面萎缩至约380平方公里，显示东天山地区气候趋向于降温和干旱，不再适合农业生产[13]。草本植物成为天山山体中部的主要植被，草原带和草甸带形成。

约从公元前9—前8世纪开始，海拔较高的东天山地区山前草原带原本分布密集的定居农业畜牧业遗存明显变少，天山北麓的红山口遗址、石人子沟遗址和天山南麓的柳树沟墓地等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很少有属于这一阶段的数据，似乎文化有所中断，应该是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原有人群的迁徙。而海拔较低的哈密绿洲地带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原有的定居农业畜牧业文化仍然延续。

直到公元前5世纪之后，东天山山前草原带的遗存才重新丰富起来，从墓葬形态和出土的陶器上看，这一时期和之前的时代以及同时期的哈密盆地在文化上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少发现粮食作物和农业工具，动物骨骼却比之前的时代出土更多，除了绵羊之外，马的比例明显增加，还有一定数量的山羊、牛、骆驼骨，畜产比例已经和当地现代哈萨克游牧民接近。马骨常整匹出现在墓葬填土中或祭祀坑中，多带有马具。一些马骨见有胸椎病变的情况，应是长期被骑乘所致，与之对应的是，有的墓葬人骨的股骨大转子前外侧和上内侧各有一显著平面，而一般人大转子内侧没有这个平面，应该是长期骑马所导致的。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陶器也趋于小型化，金属器数量骤增并出现铁器和金银器，“斯基泰三要素”出现并流行，开始使用帐篷式的房屋建筑。这应该能说明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已经出现，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当地原有的定居农业畜牧业经济的基础上，受到临近欧亚草原地区游牧人群的影响发展出来的[14]。

天山其他地段游牧经济起源的具体状况暂不明朗。大部分地段可能和东天山地区一样，因为环境的剧变，在当地原有的定居农业、畜牧、狩猎等经济的基础上，受到其他游牧人群的影响，逐步发展出游牧经济。而西天山最西端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卡什卡达利亚州的山前地区，定居农业经济经过青铜时代、波斯时代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亚游牧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才被大量外来的游牧经济所取代。如撒马尔罕盆地北缘的考科特佩遗址，从青铜时代的聚落发展到波斯——希腊化时代的古城，直到公元前2—前1世纪，被游牧民的墓葬所打破[15]。2015年中国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卡拉图拜山（西天山支脉）北缘的萨扎干遗址，也发现波斯——希腊化聚落、城塞遗址之上叠压着公元前2—前1世纪的游牧文化聚落。2014-2015年，中乌考古队对西天山西端区域进行了广泛调查，普遍发现游牧文化遗存叠压、打破定居农业畜牧业遗存的现象[16]。

三、天山地区早期游牧人群的居住方式和迁徙规律

频繁的迁徙、移动的生活是游牧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但游牧民族并不都如文献中所说的“随水草居止……草尽即移，居无定所” [17]，很多游牧人群都有相对固定的迁徙路线，游牧活动是非常有规律的。

在天山地区，现代的游牧民族如哈萨克人，其一年的游牧生活按照季节的变化，至少可以分为冬、夏两个阶段，有的可分成春、夏、秋、冬四个阶段[18]。天山地区的冬季漫长寒冷，游牧人必须寻找一处避风向阳、水源充足的地方作为相对稳定的居所，依靠储存的食物和草料度过寒冬，天山南麓海拔较低的山脚下，尤其是有水源的谷地内是最合适的环境。也就是说，在冬季，天山地区的游牧人实际上是过着相当长时间的定居生活的[19]。

牧民的冬季营地并不仅仅是在冬季使用。即使在夏季，大多数牧民迁徙到夏牧场时，不适应颠沛流离生活的老弱病残、妇孺等也会留守在冬季营地，因此很多冬季营地都是常年有人定居的。这就需要有良好稳固性和保暖防寒性能的永久性房屋来供人们度过寒冬并常年居住，现代哈萨克人常建造石筑、土石混筑的房屋或地穴来满足这一需求。天山南麓这种现代牧民的冬季营地附近往往也发现早期游牧人的聚落遗址，其房屋建筑和现代冬季营地如出一辙，如东天山南麓常见有高而厚的石砌墙体构筑的居所，西天山南麓则更常见沿山分布的地穴式房屋，这些都可能是古代游牧人的冬季营地。

夏季是进行游牧经济生产的主要时节，需要广阔的草原和充足的水源。海拔较高、气候相对凉爽湿润、草场连续的天山北麓山前草原带是更好的选择。一处草场消耗殆尽后，牧民会很快短距离迁移到新的草场，因此夏季的游牧生活才是真正的“逐水草而居”。牧民选择轻便的帐篷、窝棚等轻结构的房屋作为这种频繁移动生活中的临时性居所，便于拆卸移动组装或就地取材搭建，而且夏季也不用考虑保暖性等问题。古代帐篷的遗迹相比固定式房屋来说难以保存，但在天山北麓的一些现代牧场仍能发现一些古代搭建帐篷留下的石构基础或平台，有些分布还较为集中，应该就是古代游牧人的夏季营地。

夏季居住地点虽然时常变动，不像冬季那样固定，但也会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不会毫无规律的移动。因为每个游牧家庭、家族乃至部落的夏季牧场都是固定的，每年循环重复使用。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20]。因此，游牧民的夏季营地，也可以说是相对固定的。

短暂的春秋两季，就是游牧民在冬季营地和夏季营地之间做长距离迁徙的时间，这种长距离的迁徙路线也一般是固定的。在长途迁徙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宿营，帐篷也是首选的居住方式。但有时他们会在路线上的某地做短暂停留，从事春季的幼畜降生和秋季收割、储存草料等劳作，形成较固定的春秋牧场，也会留下一些永久性的居所。

由于冬夏营地分别处于天山南北两麓，在它们之间进行长距离迁徙就需要穿越整个山脉或盆地，在现代这种迁徙一般被称作“转场”。新疆巴里坤县的哈萨克牧民，会在秋季从巴里坤山（东天山主脉）北麓向北转场，穿越巴里坤盆地到达莫钦乌拉山（东天山支脉）南麓，直线距离长达30-40公里；吉木萨尔县的部分牧民，则在秋季沿着山间峡谷，从博格达山（东天山主脉）北麓穿山而过，转场到博格达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北缘一带，距离可长达50-70公里；而伊犁河流域一带由于天山山脉或盆地宽度很大，部分哈萨克人的转场距离可长达上百公里。

文献也记载了古代游牧民的转场习俗。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康居，“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 [21]，可见康居王庭至少分成冬、夏两处，两处的距离还相当远，需要马行七日。《北史·西域传》记载的嚈哒，又称“滑国”，即西方所谓之“白匈奴”，“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氈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22]。显然也是有至少两处以上的营地，在冬季营地过着定居的生活，在每处营地都有妇女留守，只有男子过着长途转场的生活，并且其统治者都是要一起“转场”的。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也记载，中亚的“Asii”、“ Passiani”、“ Tochari”和“Sakaraules”等游牧民族在西天山南北两麓迁徙[23]，很可能也是“转场”。

调查发现，东、西天山南北两麓的游牧聚落遗址，其规模和位置往往呈隔山对称分布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天山北麓某处分布着一处游牧聚落遗址，而在天山南麓同样位置也往往分布同样规模和内涵的聚落遗址，尤其是大中型聚落遗址这种特征更加明显。如巴里坤山南北麓最大的聚落遗址石人子沟—红山口遗址和西山遗址隔山正对，喀尔里克山（东天山主脉）南北麓最大的遗址伊吾河遗址和乌拉台遗址隔山正对，泽拉夫善山（西天山主脉）南北麓的中型聚落兹纳克遗址和该山南麓奥恰布拉克遗址隔山正对。而且，通过附近的山间峡谷，往往能将这种南北对称的遗址相连，可见它们之间的沟通是较为便利的。

这说明这种南北对称分布的游牧聚落很可能分别属于同一游牧人团体的冬、夏季营地和牧场，而沟通这些聚落遗址的山间峡谷应该就是他们“转场”迁徙的路线。今后可以对这些峡谷内进行调查，有希望找到游牧民迁徙过程中留下的迹象。

四、天山地区早期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前文已述，天山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除了适宜游牧经济的地域之外，很多地方还适合农业经济，或适宜兼营农牧。并且农业区域和游牧区域往往相距很近。如东天山北麓的半山坡的草原带是现代哈萨克牧民的夏季牧场，而仅仅相隔5-10公里的山脚下，又是汉族居民的耕地。东天山南麓牧民的冬季营地和哈密、五堡绿洲等农业人群定居点也仅相距30公里。中亚地区农业文明的中心之一——泽拉夫善河谷地南北10公里左右就是游牧民生活的西天山山区，游牧与农业两大经济圈进行交流是非常方便的。

游牧经济具有不稳定性，往往因为自然灾害、瘟疫等原因将畜产损失殆尽，而农业经济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则要好得多。游牧经济也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必须从农业经济获得一些自己无法生产、但又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如植物性食物、精细的陶器、纺织品等。因此，游牧和农业并不相排斥，游牧经济是离不开农业经济的补充作用的。在天山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关系有多种形式。

部分游牧人群本身也兼营农业，有的还占到经济的较大比重。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东且弥国……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24]。这两个小“国”显然主要经营游牧业，但肯定也有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并且精通农业生产，才能被称作“颇知田作”。由于游牧人的冬季营地往往常年都有人定居且具备一定的水热条件，耕地一般会位于冬季营地附近，现代的游牧民也能见到这种现象。

天山东部地区常见这种情况。如汉代西域的车师国，本为一国，西汉宣帝时在汉与匈奴的斗争中被分为前、后二部。其中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在今吐鲁番绿洲的交河故城一带，是农业区域，并且居住在“城”中；而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在今博格达山北麓的吉木萨尔一带的山谷中[25]，属于游牧区域，连王治都在在山谷中。《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永兴元年，阿罗多驱逐车师后王卑君，东汉戊己校尉阎详“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26]可见车师后国的人的确是居住在“帐”中的游牧人。这说明车师前、后部的人口从事着不同的经济方式。那么在车师分裂之前，就应当是在同一族群内，一部分人从事农业，一部分人从事游牧业，根据《汉书·西域传》关于两国人口和兵力数字的对比，农业人口和游牧人口所占比重相差不大。

吐鲁番盆地两汉前后的考古学遗存最具代表性的有鄯善洋海墓地和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与沟西墓地等，均被认为是很可能与车师人及其祖先有关[27]。这些墓葬的随葬品既有大量的陶器和植物性食物遗存，也有马、牛、羊等殉牲和丰富的“斯基泰三要素”等牧业或游牧的文化因素。而在天山以北“车师后国”境内的吉木萨尔、奇台、阜康等地的考古发现，如吉木萨尔大龙口、阜康白杨河墓地等[28]，出土随葬品多反映游牧文化因素，但也有和吐鲁番盆地同样的彩陶器。说明当时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的交流是非常深入的，这也和车师人部分从事定居农业畜牧业，部分从事游牧业是相吻合的。

还有哈密地区，从前文可知当地最早的居民都是从事定居农业与畜牧业经济的。随着气候的变化，公元前8世纪之后，山区草原地带农业经济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减少，游牧经济开始出现，并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哈密绿洲地区，则一直保持着定居农业畜牧业经济，形成了同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一部分属于游牧经济，一部分属于定居农业畜牧业经济的情况[29]。

也有的游牧人群并不大量兼营农业，而是从临近的农业人群那里获得物资。如“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30]；“移支国，居蒲类地……其人勇猛敢战，以寇抄为事……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31]，明显是主要通过掠夺获取资源。

有的游牧人群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并且征服、统治了大量农业人群，则可以通过一些较和平的方式获取自己管辖下农业人群生产的资源。在东天山地区，最著名的就是匈奴。匈奴驱逐月氏之后即占据了东天山地区，而天山以南的西域农业小国因为“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设置了专门管辖西域的机构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2]，通过掠取和征收赋税的方式从农业国家获取物资。东天山的石人子沟遗址、黑沟梁墓地中有一类石封堆墓被认为是匈奴的遗存[33]，通过对该类墓葬出土人骨同位素分析，得知这群人的日常饮食中肉类保持有较高比例的摄入，但同时还辅C3类植物为主的植物性食物[34]，这些食物很可能来自附近哈密绿洲中被统治的农业人群。

在西天山，首先是西汉前期从中国西迁至此的大月氏，“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在阿姆河以北的西天山南麓一带建立强大的政权。大夏即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农业城邦国家，居住在中亚南部的河谷地带，被大月氏臣服后，大夏和其他农业人群后被分为臣属大月氏的五翕侯，仍在“城”中居住，而大月氏则依据游牧之俗，建立了“王庭”而不是城。类似的还有地处西天山以北、乌孙之西、大月氏之北的康居，也是较强大的游牧政权，在其治下还有“小王五”，均居住在“城”中[35]，都是臣属康居的农业小国。

在西天山地区大月氏、康居领土内的北巴克特里亚、索格狄亚那一带，这一时期游牧和农业的遗存皆有发现，农业遗存多位于盆地、河谷内，游牧遗存一般位于山谷边缘，并没有对绿洲农业遗存的灌溉系统和农田造成破坏，并且游牧的墓葬中经常发现产自农业人群的器物，尤其是陶器。研究者认为这些游牧人征服、统治这一区域后，并没有大量驱逐农业人群，并使他们保存原有的经济结构，只是通过供赋或交换等方式与农业人群保持紧密的联系[36]。

还有时代晚一些的嚈哒，在4-6世纪开始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兼并了很多农业政权，几乎统治了整个中亚。嚈哒人虽然仍过着“无城郭，氈屋为居”的游牧生活，但在其领土内“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麨及羊肉为粮”[37]。显然是其治下有大量的农业人群从事谷类种植，为游牧人提供了粮食，并且和羊肉一起作为游牧人主要的食物。

五、天山地区的早期游牧聚落

游牧人群不同季节的营地和牧场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游牧文化也会留下聚落遗址。尤其是天山南北两麓的冬夏季营地，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分布是较为密集的。在很多地段，这些游牧聚落往往叠压着时代更早的定居农业畜牧业聚落遗址，体现了环境演化、人群迁移和游牧经济起源的联系。但是也导致难以将游牧遗存和定居农业畜牧业遗存相区分。

冬季营地是天山地区游牧人定居生活时间最长的居住地，可能常年都有人居住生活，因此留下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固定式的房屋是冬季营地最具代表性的遗迹，很容易被发现。由于所处环境和资源的不同，在东天山地区，这种固定式的房屋以有高大石结构墙体的房屋最为常见，而在西天山，土结构墙体的房屋或地穴式房屋则更多一些，它们会在地表留下仍有一定高度的墙体或明显的坑穴。这些房屋内外常发现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说明是常年居住的。

在夏季，天山地区的游牧民移动性较强，以居住临时性的帐篷、窝棚为主，一般不会在地表留下明显的迹象，因此难以被发现。有的帐篷会有残留石结构的基础，在地表形成断续分布的石围，一般面积较小。2015年中乌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萨扎干遗址发掘了一座此类石围遗迹，在石围的石块间发现细小的柱洞和木柱残余，石围内外发现地面，有火塘、灰坑、灰堆等遗迹，但文化堆积很薄，这些特征都和用于临时居住的帐篷非常类似。

有的帐篷没有石结构的基础，但是会搭建在人工修筑的平台上，平台的边缘往往用石块垒砌，这在山区是常见的房屋构筑方式，现代仍然存在。这样，就会留下“人工平台”这种特殊的遗迹，有时多个人工平台沿地势呈阶梯状分布[38]。这种遗迹在天山分布广泛，2015年东天山北麓的石人子沟遗址解剖了一座人工平台，发现了当时的地面和少量遗物。

而古代游牧人的各级统治者，为了统治方便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随着大多数牧民的迁徙而迁徙。他们夏季会和大多数牧民一起到夏季牧场，但不一定要和普通牧民们一起到草原上去放牧，而是在夏季牧场的附近寻找合适的地点作为定居场所，建立夏季的各级统治中心[39]，这种场所也和冬季营地一样是稳定的，也会留下一些固定式的房屋。如东天山北麓的大型游牧聚落石人子沟遗址，就在其居住区发现了和石围遗迹、人工平台共存的固定式房屋，其中不乏规模巨大的高等级建筑。

王建新先生提出了东天山地区游牧文化聚落“三位一体”的分布规律[40]，意思是说，东天山地区一个游牧聚落往往由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三种最主要的遗迹构成。经过在天山地区更大范围的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岩石分布较丰富的地区，这种“三位一体”的聚落布局非常明显；在一些岩石分布较少的地区，岩画就相对较少见，或者距离聚落核心区域较远，但是居址和墓葬共同分布的聚落形态仍是很明显的。

但是要注意这些遗迹是否存在共时关系。因为游牧聚落遗址往往和时代更早的定居农业畜牧业聚落遗址共同分布，很多遗迹又外形相似。根据东天山地区的情况看，如墓葬、固定式房屋建筑和人工平台，如不经发掘，很难确定哪些属于游牧文化，哪些属于定居农业畜牧业文化，它们的地表形态是非常接近的，只有帐篷类的居址可以说绝大多数属于游牧聚落。而岩画，根据初步分期的成果，东天山地区早在游牧经济产生之前，有的聚落遗址就已经出现了岩画，只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岩画，如明显具有“动物纹”风格的画面，才能较确定的认为属于游牧文化。

天山地区游牧聚落遗址能体现一定的规划布局，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在聚落中各自集中分布，形成居住区、埋葬区和岩画区。但大多数聚落的居住区外围，并没有城墙一类的防御设施。这和文献记载天山地区的农业小国一般“王治××城”，游牧小国一般“王治××谷”是相合的，游牧政权多在山谷草原地带设王庭，不像农业人群那样修筑城池。

然而也有一些游牧政权，尤其是较强大的游牧政权，统治中心是有“城”的。如汉代乌孙“大昆弥治赤谷城”[41]，大月氏“治监氏城”[42]，康居冬治“卑阗城”[43]；北朝时期的嚈哒“王治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44]。

游牧人建设的“城市”可能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为了军事防御或凸显统治者的地位，会在统治中心修建地位鲜明、防御功能突出的小城或城堡，一般面积较小，不会居住大量人口。如石人子沟遗址西南部河谷边缘台地上发现一座长约90、宽约60米的大型石垣墙建筑，石构墙体厚达5-8米，残高1-2米，四角有3-4米高的墩台，年代在战国至西汉前期。在其周边还围绕有大量中小型居住遗迹，明显以这座大型建筑为中心，说明它可能和统治阶层相关。这种形制和规模的建筑，在古人眼里是可称为“城”的。东天山地区的其他大型游牧聚落如红山口、西山、乌拉台遗址等也有类似的发现[45]。

二是该游牧人群中可能有较多的从事农业、手工业的人口，因此会在冬季营地筑城使他们能够长期定居来维持这些生产，如农业人口和游牧人口都占较大比例的车师国等也许存在这种状况，但在考古中尚未得到证实。

三是统治了大量农业人口的强大游牧政权，会学习定居农业人群的做法，修建带有城墙的聚落，或直接利用其治下农业人群已有的城市。如在《史记》的时代，大月氏刚刚臣服大夏时，还“都妫水北为王庭”[46]，等到《汉书》的时代，就已经以原大夏的都城“监氏城（蓝市城）”为统治中心；嚈哒在《梁书》的时代“无城郭，毡屋为居”[47]，到了《周书》的时代就“王治拔底延城”[48]，应当都是受到其治下农业人群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统治阶层很可能逐渐脱离了游牧的生活。

游牧“城市”的内部结构和农业人群的城市往往不完全一样，仍会保留大量游牧的特征。如乌孙王治虽然在城中，居所却是“弯庐为室兮旎为墙”[49]的庐帐。石人子沟遗址的大型石垣墙建筑内北部经过发掘，发现多个可能是帐篷类居住遗迹留下的地面，说明该“城”内是搭建帐篷为居的。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利亚州的“Kalai Zakhoki Maron”古城遗址，时代在公元前2—前1世纪，有边长400米的外城墙，城中心有边长30米的大型台基，除此之外城内其他部分非常空旷，可能用于搭建帐篷而不是修建固定的房屋[50]。2014年中乌考古队在泽拉夫善山南麓山间发现的恰奇特佩遗址为嚈哒时期的聚落，北端为可能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式建筑，其南侧则由疑似的城墙围成近三角形范围，内部也非常空旷，不见建筑遗迹，应该也用于搭建帐篷。

六、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族属问题

将某类游牧的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和文献记载中的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应，进而探讨游牧文化的族属，是一个无法回避、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争议较多。

根据文献，天山地区大多数古代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域和时间大体是可以确定的，但文献对这些民族具体的分布地域的记载非常模糊。游牧民族的活动地本身又有交叉性，一个区域内往往会生活数个游牧部族或政权。天山地区发现一些早期游牧文化墓地中，有时几种时代接近、形制不同的墓葬会在同一墓地分布，甚至同一封堆下有时都会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墓葬类型，如柴窝堡墓地、穷科克Ⅰ号墓地、索墩布拉克墓地等[51]，可能就代表了不同游牧人群交错分布的特点[52]。

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被认为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民族有月氏和乌孙[53]，月氏、乌孙远徙后，两汉时期游牧在东天山的又有匈奴[54]、蒲类国、蒲类后国、移支国等[55]，而文献中对于如何将他们区分没有任何记载。游牧文化本身又具有相似性，东天山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游牧遗存，其特征都表现为石结构的墓葬和居住遗迹，具有动物纹风格的岩画，以及相似的出土遗物，很难看出明显的区别，更不用说和如此多的民族或政权相对应。即使被认为是属于“匈奴文化”的石封堆墓，虽然的确具有匈奴的文化因素，但也保留有大量当地早期的文化因素[56]，而且东天山也并非匈奴统治的核心地域，这些墓葬究竟是属于吸收了当地原有文化的匈奴人，还是受匈奴文化影响或加入匈奴集团的当地游牧人，其实并不好说。

文献记载中有一些强大的游牧政权单独占据了一大片区域，如占据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占据西天山西端区域和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等。但一个强大游牧政权的崛起过程，往往是一个小的核心团体通过兼并、扩张、结盟等手段，吸收了其他游牧团体，才变成一个庞大的集团，正如文献中所说的“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57]。大集团内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得到统一，其内的各个小团体的文化可能仍会保留。而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核心团体，由于地位的突变，文化又往往和其他团体有明显差异。伊犁河流域、七河流域和中亚天山地区发掘了一些属于两汉时期的墓葬，往往被确认属于乌孙的文化遗存，但是其文化面貌各不相同[58]，究竟哪些属于“乌孙”的核心团体，哪些又分别属于“塞种”或“大月氏种”的乌孙，也很难说清。

以一些因为重大历史事件导致长途跨境迁徙的游牧民族为线索，解决游牧文化的族属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如大月氏和乌孙的发源地都在东天山，西汉前期分别迁徙到了西天山地区和伊犁河流域。可以将西天山、伊犁河流域西汉前期之后的游牧考古学文化和东天山西汉前期之前的文化相比较，如果存在相似的成分，就有可能分辨出和大月氏、乌孙核心团体相对应的典型文化因素，从而找到解决游牧文化族属问题的突破口。但一个游牧团体在离开长期居住地进入跨境迁徙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生存环境，过着新的生活方式，接触到新的人群，文化也很可能也发生较大变化。甚至在与其他人群交往、融合的过程中，连人种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何在这些变化中找到能真正代表某一游牧人群文化的精髓或核心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根据目前的初步研究，公元前2-1世纪的东、西天山地区的游牧考古学文化虽然的确存在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但尚未找到明确的文化上、人群上的联系。今后不仅仍需大量的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还要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手段，才有希望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

注解

[1]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 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3] 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4]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第3～27页；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第431～432页。

[5] Fiona Marshall, “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92, No.4(Dec,1990), pp. 889.

[6] Sevyan Vainshtein, 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63.

[7] A.M.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94, pp.85-86.

[8] P. E. Smith & Young, “The Evolution of Early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in Greater Mesopotamia: a Trial Model”, in Population Growth: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ed. by B. Spoon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pp.1~59.

[9]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0~163.

[10] 胡汝骥：《中国天山自然地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6～357页；黄璜：《天山荒漠绿洲的关联效应》，《实事求是》2003年第5期。

[11] 汪海燕：《全新世以来巴里坤湖面积变化及气候环境记录》，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1～48页。

[12] 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12页。

[13] 汪海燕：《全新世以来巴里坤湖面积变化及气候环境记录》，第41～48页。

[14] 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第204～211页。

[15] Alexej Gricina, Bruno Genito, “The Achaemenid Pe-riod in the Samarkand Area（Sogdiana）：Trial Trenches at Koj Tepa 2009 Campaign”, Newsletter di Archeologia CISA，, vol.1 (2010), pp. 113 -161；Joe Cribb, Georgina Herrmann,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2~55.

[16]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考古调查简报》，《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17] （唐）杜佑：《通典》卷二○○《边防十六·駮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93页。

[18] 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玺、张德罡、师尚礼：《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哈萨克族的游牧生产》，《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5期。

[19]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20]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05页。

[21]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3892页。

[22]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1页。

[23] Strabo, Geography, London：Geogre Bell & Sons, 1903, p.245.

[24]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980页。

[25]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8～512页；薛宗正：《车师考——兼论前、后二部的分化及车师六国诸问题》，《兰州学刊》2009年第8期。

[26]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1981～1982页。

[2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4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2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考古》1997年第9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阜康市白杨河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1期。

[29] 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第218页。

[30]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901页。

[31]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1980页。

[32]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872页。

[33]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张坤：《东天山地区第二类早期游牧文化墓葬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0～53页。

[34] 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33页。

[35]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890～3894页。

[36] （匈牙利）哈尔马塔著、徐文堪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68～380页。

[37]《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2页。

[38]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考古调查简报》，《西部考古》第8辑，第1～32页。

[39]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40]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41]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901页。

[42]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890页。

[43]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891页。

[44] 《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列传》，第3230～3231页。

[45] 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第188～196页。

[46]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2398页。

[47] 《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第812页。

[48] 《周书》卷五十《异域下》，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8页。

[49]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903页。

[50] KABANOV. S. K., Nakhsheb na rubezhe drevnosti i srednevekov’ya (III–VII vv.), Tashkent，1977，p.47.

[5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柴窝堡古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考古》1999年第8期。

[52]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2～444页。

[53]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55页；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王建新：《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周秦汉唐研究》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页。

[54]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55] 余太山：《汉晋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欧亚学刊》第2辑，2000年。

[56] 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部考古》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62～274页。

[57]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901页。

[58] 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2辑，2000年；（匈牙利）哈尔马塔著、徐文堪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37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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