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揖别长安—

〔图1〕空海像

日本真言密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图1〕是日本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公元774 年，空海出生在讃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一带）。他自幼聪慧，随舅父阿刀大足修习儒学，十五岁离家赴京入大学寮专攻明经科，系统学习了《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等儒学经典，为日后在长安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夏，空海随藤原葛野麻吕率领的第十六次遣唐使船队由难波津启航赴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出海之旅异常艰辛，所谓的航行毋宁说是漂流，四艘船很快就走失了。其中空海与藤原葛野麻吕搭乘的第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30 余天后抵达福州，另一艘抵达了明州，其余两艘则下落不明。

抵达福州之后，他们需要在原地等待当地官员把消息传递到长安，待这批遣唐使启程奔赴长安时已经入冬了。此次遣唐使的到来，在中国正史里也有记录。《旧唐书》卷十三本纪十三载：

（贞元二十年）十二月，吐蕃、南诏、日本国并遣使朝。

卷一百四十九东夷·日本条载：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 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

空海居于长安的西明寺，并十分活跃地遍访城内诸寺。他曾在礼泉寺跟随罽宾国僧人般若三藏学习梵文，后般若三藏所译的《华严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守护界主陀罗尼经》、《造塔延命功德经》等佛经带回日本。

不过他在长安最重要的成就缘自访问青龙寺的惠果。惠果年轻时师从不空，曾受《金刚顶经》系统的密法，后来又从善无畏的弟子玄超处学习《大日经》系统的密法。他是第一个提出把《金刚顶经》系统（金刚界）和《大日经》系统（胎藏界）的密宗融会一起的僧侣，倡导“金胎不二”。当时的惠果可谓名满天下，座下弟子千余人，但大多数只被传授过金刚界系统，唯有义明一人曾被授予金胎二法，然而义明却不幸英年早逝。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六月十二日，空海造访青龙寺，惠果大悦：“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惠果当即决定将密宗的奥秘亲自传授给这位来自东方岛国的无名比丘。佛法传承不分出身，更不会局限于国界。印度僧人善无畏把《大日经》传授给唐朝僧人一行，南印度僧人的金刚智把《金刚顶经》传授给中亚血统的不空，而不空的弟子就是惠果。佛法无边，惠果决定把密宗奥秘传授给来自日本的空海时，心中肯定怀着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愿望。

次日， 空海即入胎藏界受明灌顶坛；第二个月，入金刚界受明灌顶坛。两次灌顶仪式前都需要“投华得佛”，这是接受灌顶的僧侣与佛菩萨结缘的重要活动。通俗地说，就是让僧侣选择他的保护神。具体步骤是：让蒙住眼睛的僧人站到坛上，坛下铺开曼陀罗，僧侣从坛上往下投花，花落到哪尊佛或者菩萨画像上，他就成为投花者的保护神。

空海两次投花都投中大日如来。八月十日进行传法灌顶时，惠果将大阿阇梨的职位授予空海，并赠号“遍照金刚”（大日如来的密号）。短短三个月，空海就继承了密宗的法统。

传法仪式完成之后，空海召集青龙寺、大兴善寺等处比丘五百多人致谢，并请人制作密宗仪式所用的法具、抄写佛经、绘制曼陀罗。惠果予之阿阇梨付嘱物十三种（代表密宗法统正统的信物），并催促空海立即离开长安返回日本传法。他说：“如今此土缘尽不能久住。宜此两部大曼荼罗，一百余部金刚乘法及三藏转付之物，并供养具等，请归本乡流转海内。才见汝来恐命不足，今则授法有在，经像功毕。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惠果把所有的知识和法具悉数传授给空海，四个月之后就圆寂了。

回日本后，空海整理了《御请来目录》呈给朝廷。这是他在长安学习成果的总结，并详细记录了带回来的佛经、造像以及法具，其中包括惠果所传阿阇梨付嘱物：“佛舍利八十粒；刻白檀佛菩萨金刚等像一龛；白绁大曼荼罗尊四百四十七尊；白绁金刚界三昧耶曼荼罗尊一百二十尊；五宝三昧耶金刚一口；金铜钵子一具二口；牙床子一口；白螺贝一口”。传说这些都是金刚智从南天竺国带入长安，后来传给不空，不空又传给惠果，最后惠果传给了空海。

今高野山金刚峰寺供奉的一件木雕诸尊佛龛〔图2〕，相传就是《御请来目录》所记的“刻白檀佛菩萨金刚等像一龛”。

高野山金刚峰寺诸尊佛龛

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的高野山，由八座高山环抱而呈“八叶莲台”之势，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人间净土。该地区共有170 余间寺院，形成一座规模庞大的宗教城市。高野山金刚峰寺由空海创建，是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的总本山，已有千年历史。虽然开山伊始的堂宇已荡然无存，但寺院内还保存有大量早期佛经、佛画及造像，其中就包括前述空海从唐朝带来的造像。

金刚峰寺诸尊佛龛由一块白檀木雕刻而成，总高23.1厘米，最大径10.9厘米，龛外整体形状呈八角塔形，上部约6 厘米的范围内雕出覆钵。龛内部结构乃是先将木料劈成两半，再把前半部分割成左右两份，打开以后整体结构由左、中、右龛三部分组成。中龛主尊为坐佛，左、右龛主尊都是半跏菩萨，每龛主尊周围雕出菩萨、天人、力士、比丘等共计25 尊造像，构图巧妙，栩栩如生，宝相庄严。这个小佛龛将左右两龛合上就呈八角塔形，携带方便，而一打开就会在眼前呈现出灿烂光明的佛陀世界。

中龛主尊坐佛为螺发，身穿通肩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膝上捏衣角，结跏趺坐。胸前衣纹凸起，呈U字形垂下，双臂和双腿上衣纹用阴刻双线表现。主尊左右各立菩萨，主尊和菩萨之间雕出三名比丘和一名缘觉，菩萨腿前有力士。龛上部呈帷帐式，主尊台座下面左右各一蹲狮，中央为博山炉，其下以联珠纹带分成四框，每框内各雕出身姿各异的神王像。

左龛主尊半跏菩萨像头戴宝冠，宝冠前面有坐姿化佛，右手举胸前，左手托水瓶置于膝上，左腿下垂。上身披天衣，双肩挂璎珞交叉于腹前，下身穿裙，腿部衣纹为阴刻双线。主尊左右各立菩萨，其上还有并列两尊像，内侧为比丘，外侧为菩萨。龛上部现在已经残缺，但依剩余部分判断，这部分原有飞天群像。主尊台座中央为一博山炉，其左右各有一名面向内侧合掌跪坐的供养人，再外侧各有蹲狮一头，口中衔莲茎连接着胁侍菩萨的莲花台座。其下以联珠纹带分为三框，中间为面朝前方跪坐的异兽，左右各为上身赤裸的力士像。

右龛形制基本与左龛一致，主尊半跏菩萨右腿下垂，左手举胸前，右手托火焰宝珠置膝上〔1〕。主尊左右各菩萨，其上有两尊像，内侧为缘觉，外侧为比丘。主尊台座下面有博山炉、坐合掌供养人和蹲狮，与左龛一样。再往下以联珠纹带分为三框，中间与左龛一样，为面朝前方的跪坐异兽。左右框却有些不同，右框里是上身赤裸的人物像，但他右手托着圆柱形物。左框里是兽面人身像。

关于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松本荣一、山本智教、田边三郎助、伊东史朗等学者已有研究〔2〕，此外，该龛曾现身2010 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鉴真和空海”展，李柏华发表过相关文章〔3〕。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诸尊佛龛为唐高宗到玄宗开元时期的作品，即公元7—8 世纪之间。这一结论与其为金刚智从南天竺国带来的传说相矛盾，而且根据造像风格判断，其制造年代甚至很可能早于金刚智来到中国的开元十九年（公元714 年）〔4〕。

或许金刚智是在长安获得此龛并随身携带，后来才传给了弟子不空。金刚峰寺诸尊佛龛并非孤例，日本已知的类似木雕佛龛还有几件：如高野山普门院藏木造释迦及诸尊像、广岛县严岛神社藏释迦及诸尊箱佛、奈良国立博物馆藏诸尊佛龛、三重县寂照寺藏诸尊佛龛等。此外，韩国松广寺也有类似的塔形诸尊佛龛像。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奈良国立博物馆藏诸尊佛龛〔图3〕，与金刚峰寺诸佛龛非常相似，结构上由左、中、右三龛组成，合上左右龛呈八角形佛塔，覆钵部分饰有叶纹。内部结构也基本一致，中龛主尊为坐佛，身披袈裟，搭在右肩上的衣端沿身体自然垂至腿部，从左肩垂下来的衣端斜下到右胁藏在左衣端里。

这种着衣方式是唐代坐佛常见的主尊左右各立菩萨，菩萨上方与主尊之间刻出比丘。左右龛的主尊均为倚坐佛像，主尊左右有二菩萨二比丘，台座下面为博山炉和两蹲狮，胁侍菩萨站在狮子口里衔的莲花台座上，再下方由联珠纹分隔成三个框，每框内有一名上身赤裸的力士像。该龛总体设计与金刚峰寺龛近似，应属于同一类型的佛龛，但此佛龛内容更简略，雕刻技术也不如金刚峰寺龛。

这两件诸尊佛龛的存在暗示着代早期流行木雕佛龛，而且它们有统的粉本，也就是说，诸尊佛龛并非是稀罕物，而是有一定数量的普及品，工匠们按统一的规格来雕凿诸尊佛龛，大小合适，携带方便，是四处游历的僧人们的首选，继空海来到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等带回日本的物品里都有同类佛龛〔5〕。个人收藏诸尊佛龛也可能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

京都东寺兜跋毗沙门天像

乘坐新干线到京都，列车即将进站时就能看到窗外的木结构五重宝塔，恍惚间千年古都的神韵迎面款款而来，那就是京都的象征——东寺五重塔〔图4〕。据《东宝记》记载，东寺始建于日本迁都平城京后不久的延历十五年（公元796 年），坐落于罗城门东侧，故名东寺。

弘仁十四年（公元823 年）嵯峨天皇把寺赐给空海，它遂成为真言密宗的道场，寺内也收藏了大量与空海相关的佛像、佛画和法具等，其中有一件非常独特的“兜跋毗沙门天像”〔5〕。

毗沙门天本为佛教护法四大天之一，通常四尊一起出现，但东寺兜跋毗沙门天像（以下略称东寺像）却是单独造像。其形象独具特色，与其他毗沙门天像不同。东寺像头戴高冠，凤鸟为饰，怒目切齿，威风凛凛。上身着西域式锁子甲至膝盖，再套上裲裆甲、披膊，腰部系带，带抱肚，稍扭腰。双手均戴护臂，曲举于肩部，左手掌心向内轻握，似持长兵器，右手掌心向上托举状。下身着护腿和长靴，脚下有地天双手托举，两侧各有一小鬼。身着锁子甲、脚踏地天和小鬼的毗沙门天像在日本很常见，多是翻刻自东寺像，一般都称作兜跋毗沙门天像〔图6〕。

中国也有同样形式的毗沙门天像，见于敦煌莫高窟〔图7〕、重庆大足石窟〔图8〕和云南剑川石窟等地。可见东寺像的形象确实来源于中国。

单独的毗沙门天信仰产生于犍陀罗地区的贵霜王国时期〔6〕，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西域的于阗国王自称为毗沙门天后裔，可知于阗国毗沙门天信仰的盛况。盛唐时期，不空、金刚智等人都带入多部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佛经。东寺像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制作并传到日本的。

东寺像以其独具一格的外观和“兜跋”的称号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源丰宗、松本荣一和松本文三郎等学者就对兜跋毗沙门天像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7〕。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东寺像由空海从唐朝带回，原来安置在罗城门阁楼上，后来请到东寺毗沙门堂。

90 年代，关于东寺像的研究有了新进展，日本学者冈田健通过对造像本身的细致观察和《东宝记》等文献考证，否定了东寺像原来安置在罗城门的传说，同时提出由862 年入唐的宗叡带来的看法〔8〕。松浦正昭同意安置罗城门说，但他认为带来东寺像的人物并非空海而是与空海同时期入唐的最澄〔9〕。

进入21 世纪，更多人参与围绕兜跋毗沙门天的讨论，表了诸多研究论文，关于“兜跋”的来源和意义也有多种解释，主要有于阗国说、吐蕃说、窣堵坡说等〔10〕。总而言之，关于兜跋毗沙门天还没有定论，但与遣唐使活动的密切关联是毋庸置疑的。

法隆寺九面观音像

与东京博物馆十一面观音像

奈良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由金堂、五重塔、中门和回廊组成的法隆寺西院伽蓝结构展现了千余年前的古朴风格。寺中供奉着著名的释迦三尊像、百济观音、救世观音等珍贵佛像，堪称日本早期佛教艺术的殿堂。其中有一件木雕九面观音像应该来自唐朝。

说到法隆寺，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其创建人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本名厩户王，用明天皇之子，推古天皇时期摄政，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整顿日本古代官僚制度，使日本列岛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为古代日本的政体奠定了基础。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为“以和为贵”，第二条则是“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可见佛教在古代日本的统治理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同时圣德太子派遣以小野妹子为代表的使节团拜见隋朝皇帝，希望引进中国先进文化；还专门派“沙门数十人”研习佛教，以期在日本弘扬佛法。这种做法沿袭到唐代，形成更具影响力的遣唐使浪潮。日本的诸多古代寺院大多与圣德太子有关，其中就包括法隆寺。

日本天平十九年（公元747 年）编辑的《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是法隆寺现存最早的档案，记录了当时法隆寺供奉的各种佛教造像、法具、佛经、器物等资产，其中有“檀像一具，右养老三年（公元719 年）岁次己未，从唐朝请坐者”的记载，一般认为这就是法隆寺藏木雕九面观音像〔图9〕。

法隆寺九面观音像高37.5厘米，由一根白檀香木雕刻而成，躯体近乎直立脚尖向外，左手持净瓶举在胸前，右手执念珠自然下垂，天衣沿两肩下垂于体侧，佩戴璎珞臂钏。额头中央为化佛坐像，左右各三面，由内向外依次为菩萨面、笑面和獠牙忿怒面，头后部有一大笑面，头顶上的一面虽然已残缺，但有肉髻，应该是佛面，加上菩萨自身面部共有九面。头部稍大，但整体比较协调，精雕细刻，连挂在耳朵上的耳坠也是与主体从同一块木料中雕刻而来〔11〕。

一般头顶有多面的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九面观音像实属罕见，应是十一面观音像的变种。关于十一面观音的佛经有北周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唐代有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其中第四卷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等，在中国、日本均广受信仰，现存的十一面观音像可谓不胜枚举〔12〕。

《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陀罗尼集经》、《十一面神咒心经等都讲述了供养十一面观音像的功德，并记有造像仪轨（具体的造像要求），例如《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说：“须用白旃檀作观世音像，其木要须精实不得枯箧，身长一尺三寸作十一头。当前三面作菩萨面。左厢三面作瞋面，右厢三面似菩萨面狗牙上出，后有一面作大笑面，顶上一面作佛面。面悉向前后着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有阿弥陀佛。观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莲花。展其右手以串璎珞施无畏手。其像身须刻出缨珞庄严”，其他经文内容大体相同。

据上述诸佛经，十一面观音像须用“白旃檀”来雕刻，左手持“澡瓶”，右手“以串璎珞施无畏手”，《十一面神咒心经》还说“右臂挂数珠”，在这一点上法隆寺九面观音像基本上遵守仪轨。另一尊非常有趣的造像是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十一面观音像〔图10-1〕高42.1 厘米，约合唐代的一尺三寸。额头中央的化佛和头后部一面残缺，左侧四面及头顶一面为后补，右侧四面由内向外第一个是菩萨面，后三面嘴角处表现出向上的獠牙〔图10-2〕，这完全符合“右厢三面似菩萨面狗牙上出”的仪轨。菩萨眼眶深陷，鼻翼较宽，嘴唇饱满，与法隆寺像相同，左手持净瓶，右手执念珠，雕工精妙绝伦。此像相传原供奉于奈良县多武峰谈山神社，原名多武峰山妙乐寺。

根据《多武峰山缘起绘卷》，多武峰山妙乐寺始创于藤原镰足之长子定惠藤原镰足与中大兄皇子一起推倒苏我入鹿，推行了日本古代史上具有深远响的政治运动——大化改新〔13〕。定惠曾于日本白雉四年（公元653 年）随遣唐使唐，665 年回国后在多武峰山为父亲祈福，建十三层塔。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像有可能是定惠从唐朝带回来的。

日本供奉唐朝十一面观音像的寺院远不止这一处〔14〕，同时，日本本土也制作了不少十一面观音像。这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尤其是长安地区盛行十一面观音的信仰；另一方面，遣唐使带来的新信仰和新造像很快被日本佛教界接受。前文提到的空海入唐前接触过的密宗也是早期遣唐使定惠等人带回日本的文化成果。

《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关于九面观音像的记载后面有这样的一条：“合舍利伍粒，请坐金堂，右养老三年岁次己未，从唐请坐者”。舍利和九面观音像可能都是养老元年（公元717年）由遣唐使带回后供奉于法隆寺。值得注意的是，养老元年遣唐使队伍里有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两年之后唐朝的菩萨浮海泛舟来到日本普度众生，阿倍仲麻吕却将一生都留在了唐朝，真可谓一段奇缘。

本文以空海为线索，介绍数件在日本寺院供奉的中国唐代造像。此时值大唐盛世，万邦来朝，日本也积极地学习大陆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以唐朝制度为标准，整理冠位十二阶、制定十七条宪法，建立国家机构。空海等留学僧人怀着一颗虔诚向佛之心，冒着生命危险，浮舟渡海求学，堪比玄奘踏破沙海西天取经的壮举。他们把当时最流行的佛教信仰介给日本信徒，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础。千年之后，这些佛像仍然供奉在佛教寺院里，广受日本佛教信的崇拜，是东亚地区佛教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也是中日两国一千多年友好历史的见证者。

〔 1 〕 右龛主尊菩萨像的右手及持物均为后补.

〔 2 〕 松本荣一. 金刚峰寺枕本尊说[J]. 国华, 1941, 489；山本智教. 高野山の二つの坛龛[J]. 密教文化, 1963,97 ；田边三郎助. 坛龛佛について——金刚峰寺诸尊佛龛を中心に[J]. 佛教艺术, 1965, 57；伊东史朗.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枕本尊）について[M].

〔 3 〕 李柏华. 唐代“诸尊佛龛木雕像”考证[J]. 中原文物,2012, 1.

〔 4 〕 伊东史朗. 金刚峰寺诸尊佛龛（枕本尊）について[M]. 26.

〔 5 〕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圆仁遇会昌法难逼迫回国时，都维那僧法遇，左神策军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殿中监察侍御史、上柱国李元佐等人赠圆仁“檀龛像”。圆珍带回物品的目录里也有“檀龛佛一箱”的记录.

〔 6 〕 田辺胜美. 毗沙门天像の诞生[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99.

〔 7 〕 源丰宗. 兜跋毗沙门天像の起源[M].// 佛教美术:第15册, 1930；松本荣一. 兜跋毗沙门天像の起源[J].国华, 1930, 471；松本文三郎. 兜跋毗沙门攷[J]. 东方学报, 1939, 京都第10 册第1 分.

〔 8 〕 冈田健. 东寺毗沙门天像: 上下[J]. 美术研究, 1998-1999, 370-371.

〔 9 〕 松浦正昭. 毗沙门天の请来と罗城门安置[J]. 美术研究, 1998, 370.

〔 10 〕 关于近年的研究成果，请参看，彭杰. 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刍议[M]//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2；田辺胜美.毗沙门天像の诞生[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99.

〔 11 〕 关于法隆寺九面观音像，国内有日本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教授的介绍文章，请参看四川文物，2010, 5.

〔 12 〕 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安岳石窟等均有十一面观音像，此外天水、西安、洛阳以及江南地区多发现唐宋时期的十一面观音像。请参考，颜娟英.唐代十一面观音图像与信仰[J].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6, 11.

〔 13 〕 日本大化二年（公元646 年），藤原镰足和中大兄皇子所拥戴的孝德天皇发布《改新诏》，积极采用遣唐使从唐朝学来的唐朝制度，奠定了日本律令国家的基础.

〔 14 〕 如山口县神福寺等.

《美成在久》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