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之春：唐代都城的生活与时尚

荣新江

编者按：近日随着《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长安在人群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唐代长安都城的生活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描述的长安都市的daily life.

长安之春，是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一本书名。这本书是研究唐代长安文化的名著，收录多篇雅俗共赏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出版，后来又被编入东洋文库和讲谈社的文库本，可以说在日本家喻户晓。实际上，唐代都城长安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带着学生研究的课题，我的博士生已经写过至少五六篇关于长安的博士论文。现在正好是杭州春天最好的时候，趁此美好时节，我想跟大家一起回到长安的春天，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看看唐代都市的生活和时尚。

图1：长安城复原图

长安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大都市。经过考古勘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唐代长安城的整体规模和坊里结构，其外郭城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呈长方形。初步实测外郭城东西广（由春明门至金光门的直线距离）9721米（包括东西二城墙厚度在内），南北长（由明德门至宫城北面之玄武门偏东处）8651.7米。由明德门（外侧）至皇城的朱雀门（南侧）为5316米。唐长安城周长35560米。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长安城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建造，从汉代一直到北周，长安城都在它的西北角。因为使用几百年之后，不仅生活垃圾难以处理，而且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不得不另建新城。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就在龙首原前面选了一块平地，凭空设计建造了一座新城，大概是今天真正的北京城圈的13倍。以我们熟悉的敦煌为例，敦煌在唐代属于下州，而敦煌城城圈的大小才相当于唐长安城一个坊。长安城108个坊就等于108个州城，其面积之大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与明清北京城不同，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是官民合一，普通百姓的住宅和各种官府、王府、寺庙等全部都在城里。即便如此，因为城市人口没有那么多，隋文帝时期城南的四个坊依然无人居住，只好用作农田。到了唐代，医药局又在里面种植各种药材。因为没有人住，也闹鬼，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故事。在北大“隋唐长安读书班”，借助长安坊里分布的史料记载，我们曾经采用计算机技术，把长安周边出土的大量墓志以及墓葬图像资料汇集到每一个坊下，然后一个坊一个坊地研究，特别是关注坊里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唐人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以权德舆为例，我们从权德舆文集所收他写的墓志、行状、诗歌里梳理出所有提到坊里名字的人，然后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分布位置，就发现以权德舆家为中心，其交游范围不出三个坊，就在一个圈子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唐代长安城圈里头的故事和长安人的衣食住行。

一、衣时尚：女扮男装

在唐代穿衣方面，沈从文先生和孙机先生都做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是以一个时尚视角为切入点，来看唐代长安人的穿着打扮。我曾经从女性史和妇女史的角度切入，写过一篇文章《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妇女与社会》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讲到女扮男装是当时大街上最时髦的装扮。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由保守到开放的变迁过程。

图2：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头戴帷帽的骑马女俑

最初，唐朝女人出门的时候裹得很严实，头戴羃离，把整个头部裹起来，只露脸甚至脸也不能露。《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这说的是武德贞观时期宫人骑马出行的情形，依照北齐和隋朝旧制，多戴羃离，全身都要遮住。

图3：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

这幅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绢画（现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图3），实际上是长安传过去的画本，因为吐鲁番没有这么高级的画工。这幅画就反映出女性外出全身上下都要裹得很严，在路上不能让人看到。“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是说王公之家的女性外出时也要依照宫人装扮，全身遮蔽。但是永徽以后，女性“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除虽暂息，旋又仍旧”。这表明永徽以后，女性的装束出现变化，由“着羃离”变为“用帷帽”（图2），而且慢慢地可以露出脖颈。尽管唐朝不断下诏，禁止女性装扮暴露太多，但也未能遏止这种趋势。到了武则天时期，“帷帽大行，羃离渐息”，全身遮盖的装束基本上没有了。这可能与武则天当政有一定关系，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唐朝妇女地位在武则天时期可能有所提升。从女性史角度来看，这表明妇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到了开元年间，就是我们所说的盛唐时代，唐朝社会风气已经十分开放，“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从服饰来看，女性外出时脸部已基本没有遮盖了。

图4：段蕑璧墓头扎带子侍女；图5：薛儆墓捧包裹侍女，图6：阿史那忠墓怀抱弓、箭囊的侍女

通常来说，唐人穿的服装是宽袍大袖的，女性服装类似于现在朝鲜女性的传统服装。值得关注的是，从唐初一直到开元时期，最时髦的装束实际上是女孩穿男装，这在唐朝前期的墓葬壁画里都有明显反映，像段蕑璧墓、薛儆墓、阿史那忠墓等等（图4-6）。有时女子还裹头，下装是所谓“波斯裤”。这种“女扮男装”与现今我们从胡人的墓葬，比如安伽墓、史君墓，看到的胡人紧身紧袖的服装样式完全相同。所以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中，我提出：所谓女扮男装实际上是女扮胡装，女子穿的是胡人服装。这是因为从贞观四年（630年）灭东突厥到显庆二年（657年）灭西突厥，大量胡人进入长安，带来了一股胡风。在当时长安的街上，很多女子都穿胡装。传世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骑马走在前面的人，从装束上看似乎是男性，但实际上是身着胡服的女子（图7）。

图7：虢国夫人游春图

通过传世画作和出土图像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当年最时髦的女性服装，譬如新城长公主墓捧卷轴侍女。近年来，考古发现又出土了一些墓葬图像资料，特别是武惠妃墓，把这些新材料添加进去，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前期女性服饰演变的过程。今天我只从女扮男装这一服饰时尚角度，来看唐朝服饰的发展趋势。纵向来看，中国古代对妇女的管制更多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唐朝没有裹小脚的女子，对穿戴也没有过多约束。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社会非常开放，女性也较为自由。从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骑马俑（图8）也可以看出，最明显的特征是翻领的胡服（上图展示的是双翻领胡服，也有单翻领的）。这种装束便于骑马，女性穿上胡服就可以骑马出行，甚至跟着男性去打猎。

图8：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扮男裝骑马俑

二、食风尚：钟鸣鼎食

一般来说，饮食的风尚可划分很多等级。今天我们能够从墓葬里看到的，实际上更多的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材料。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把握唐朝长安物质文化水平的问题。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是历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物质文化研究并不仅仅是过去做的纯粹器物研究——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功能切入，来看这些器物在一个社会中起到什么功用，另外还要分析这种功用在这个社会中代表什么层次，进而通过这些器物，看到当时人的观念。实际上，纯物质的文化和思想史完全相合。就唐朝长安而言，我们看这些瓶瓶罐罐，不光要看这些器物本身，还要看到长安的社会以及长安人观念中的社会风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很多史料要重新琢磨，重新考虑。

墓葬里出土的锅碗瓢盆多是陪葬品，属于冥器，作为研究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往往是城里出土的窖藏，这是研究城市史最好的材料，但是城里出的又不容易留存下来，一有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1970年，陕西西安发现了两个窖藏，就是著名的何家村窖藏。当时的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的范围内，具体来说是在兴化坊十字街的西南角（图9），发现了两个陶瓮和一件银壶，里面装有一千多件器物，包括金银器、玻璃器、玛瑙器、玉器、钱币，以及药材等等。据统计，有金银器皿271 件，银铤8 件，银饼 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 枚，玛瑙器 3件，玻璃1 件，水晶器 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 9副，玉镯 2副，金饰品 13 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按照用途分类，这些器皿主要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装饰用品和食用的药物及丹砂，还有纯的金银、收藏的古代和外国货币。

图9：兴化坊复原示意图

目前，这些遗宝都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时为了确定何家村窖藏的位置，考古人员在兴化坊进行了全面勘探，对坊里结构进行解剖以后，发现和唐朝史书《两京新记》的记载能够对应。《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对一些人物居住的坊里位置有详细记载。所以当时的考古勘探，还确定了兴化坊内邠王李守礼宅、邠王府、空观寺、孟温礼宅的具体方位。

图10：舞马衔杯提梁壶

做一项研究，一定要了解学术史，也就是一项研究的研究史，这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思考何家村窖藏，发现窖藏的时代背景必不可少。1970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年代，粮食短缺，人们吃都吃不饱，更不会知道唐朝的皇帝有多少财宝，唐朝的富人家藏几何。突然之间发现这么多金银财宝，第一反应就认为是皇家所藏。既然认为是皇室的，人们就想到了邠王李守礼，但是窖藏又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个叫刘震的租庸使贪污所藏，理由是《太平广记》中的一篇小说《无双传》有相关记载。这个究竟是不是呢？研究隋唐史的人都知道，如果是租庸使刘震的话，这样的人物在唐朝史书里面一定会出现千百次，事实上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所以不可能是刘震。即便从历史文献学的概率去分析，也不可能是他，况且还是出现在一本小说里。还有人说窖藏里的金饼银饼是唐朝的税收，上面都刻着哪年哪月哪个县交的，又往皇家这边想。但是这些字在埋藏的年代，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些金饼银饼不过是为打造金银器而留存的纯金纯银。由于对何家村发现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一直没有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只有简报。简报只展示标准器物，而不是全部器物。这也导致只要标准器物出现在各种何家村和唐代物质文化图录里，人们看到的始终都是最精美的器物，比如唐研究基金会的logo（标志）舞马衔杯提梁壶（图10），实际上这件物品只有一件，而且图录展示的器物照片，讲究摄影用光，每一件都是金光锃亮。这已不是历史原貌，也不是当年发掘出来的样子。

何家村遗宝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展出时，我曾经花了两个半天的时间端详这些展品，思考它们的身世。实际上，何家村窖藏按照器皿的用途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一是金银宝石制作的饮食器皿；二是炼丹或制药的金银宝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药品、金银钱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装饰品；四是作为收藏品的中国古代和外国货币，饮食、制药器皿及装饰品中，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收藏或受赠的物品；五是一些作为纯银储藏的银铤、银饼、银板等。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钱币，从战国钱币一直到唐朝“开元通宝”均有收藏，包括极其稀见的“凉造新泉”和“高昌吉利”，只不过“开元通宝”有多枚，其他钱币每种只有一枚。所以夏鼐先生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收藏家的收藏品，北大历史学系的钱币收藏家吴荣曾先生也有类似观点。铜制开元通宝是唐朝通用币，那么其他金银币是什么呢？来自皇帝赏赐。唐朝皇帝高兴时，常在城楼上抛撒金银，赏赐大臣和宫人，所以这些金银很容易通过皇帝或官府的赏赐转移到私家。既然能得到皇帝赏赐，说明这个人一定是官人，而且是能够得上皇帝的官人，可以从皇帝那儿得到为数不少的金铤银饼。金银与唐代政治生活和宫廷政变有密切关系，唐代史书上可以看到大量的金铤银饼是通过赏赐进入长安人家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曾拿出大量银铤交给常何，用来贿赂玄武门门夫。因为李世民当时住在禁苑北面，李建成和李元吉住在宫里，要想进宫首先要拿金银买通这些门夫。通过分析工艺品的花纹，可以推测出何家村窖藏的埋藏时间大概是建中朱泚之乱时，不是原来想象的安史之乱。所以从上述观点来看，这些藏品其实出自一户官宦人家。

之所以一开始都觉得这些金银财宝是皇家的，是因为我们对于长安的物质文化水准判定不够。实际上在唐朝长安城里，有的是能够拥有这两窖窖藏的人。当时的长安是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政治文化中心，物质财富极其丰富。唐朝长安好比是今天的伦敦和巴黎，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稀世珍宝和珍贵文物。当时大量外国人也来到长安，不仅有印度高僧，还有日本的遣唐使，这些遣唐使也是日本最有学问的人，他们到长安来学习，有的甚至留在长安。651年，萨珊波斯被大食（阿拉伯）人灭掉之后，卑路斯皇帝带着他的儿子泥涅师师一直向东逃到长安。唐朝把泥涅师师送到吐火罗斯坦抗击大食人，持续了20年，最后打不过又跑回长安。实际上，来到长安的波斯人不止皇族这一支线，还有大量的贵族，比如我在《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里写到的李素家族，他们在唐朝为官，接受中国文化，把波斯系统的占星学引入中国，后来皇帝赐姓李氏，最终融入中国社会。回到何家村，如果对长安的物质文化水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些宝藏非得是皇室的，非得是邠王李守礼的，或者非得是租庸使埋藏的。

当年我在赛克勒博物馆琢磨的那些展品，更多的是素面的锅碗瓢盆。何家村金银器当中，有素面大小银碗45个，素面大小银碟51个。

图11：何家村出土生活、炼丹器皿

大部分器皿不是今天图录里展示出来的精品，而是有很多完全一样的，甚至什么名堂都没有，就是一个素碗。实际上，这就是当时长安的钟鸣鼎食之家用的生活用品。唐朝贵族使用银质餐具，与唐朝人的观念有直接关系，所谓“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黄金为“食器则益寿”。现在，有些人喝酒要搁金箔，其实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一种观念，但这未必好，唐朝就有很多人吃金银过多而丧命。唐朝贵族之家追求钟鸣鼎食，而何家村窖藏就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户人家——一户非常典型的高级贵族官员人家，他们用的普通食具就是金银所制，当然主要是银器；其他具有观赏价值的器具，我们今天看来是艺术品，实际上是家中摆设。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两京新记》的作者韦述，曾编修唐朝国史，在集贤院时经常得到皇帝赏赐。在这样一个普通史官家里，就有两万卷的图书收藏量。唐朝的书以卷为单位，一轴就是一卷。而且所藏图书都是古代典籍经史子集里面的精华，这在今天看来依然相当不得了。除了这两万卷书之外，还有明公尺牍、格式、书画、碑帖、药方，可以说当时文人能够收藏的东西他家应有尽有。敦煌藏经洞我们研究了100年还没有终结，如果长安没有被毁掉，或者韦述家里的收藏埋藏在某个地方，挖出来的话，足够我们研究200年了。当时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定位。另外从一些炼丹用具来看，他还是一个炼丹家。中晚唐以后，文人炼丹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与此相符合。

通过何家村窖藏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唐朝长安文人官员在饮食方面的追求以及带动的社会风尚：追求金银器，追求钟鸣鼎食的生活。

三、住时尚：从门第到甲第

关于隋唐时期的建筑，傅熹年先生做过精深研究。如果要了解一般的唐朝人住宅，看傅先生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隋唐卷）就够了。如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唐朝人住宅观念的演变，最典型的莫过于甲第。唐朝的甲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豪宅。了解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最为兴盛，男女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譬如，太原王氏嫁娶，在北方要找名门“崔卢李郑”，到了南方则要找望族“朱张顾陆”。魏晋南北朝时代为什么要讲门第呢？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住宅是不高的，所有人经过一个大家族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门。从两汉到魏晋，对一个社会而言，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不得这扇门，就没有一切；进了这扇门，就拥有全部，所以要讲门第。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李唐皇室可能源于赵郡李氏，但早已是破落户了。唐太宗是一介武夫，出身并非高门大族，所以极其反对门第。受此影响，唐朝前期社会观念开始转变，由讲门第转为讲甲第，看谁家的楼高，谁家的宅子大。一直到武则天时期，科举兴起，才打破门第观念。

唐人所撰《初学记》载，“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这种“第”为什么说“不由里门”呢？前面讲到，唐朝长安城有108个坊，一个坊有敦煌城那么大。一个坊一般有四个门，若正对皇宫，则北面不开坊门，坊内住户进出必由坊门。如果不必经过坊门就可以出入，那这就是甲第——打破坊墙，径自设门，一般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才有这种资格。接着又讲“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唐朝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只有爵位到了侯一级的人，才能够建造独设坊门的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是说不靠坊墙盖的宅子是不能称第的。一些唐朝皇子的宅子就是第，一个宅子就占一个坊或者半个坊。比如，现在西安火车站周边一带是原来睿宗的宅子，就独占一个坊。

唐朝《营缮令》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实际上，唐朝王公贵族往往无视禁令，照样起高楼。比如“李晦毁楼”的故事，虽然是表扬李晦，实际上反映出唐朝王公贵族大量起高楼的现象。高宗时期，许敬宗因赞成废王皇后立武后，而崇极一时，官至中书令，成为新兴贵族。他的宅第位于长安城城东的永嘉坊，史书记载其“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不仅建高楼，还造连楼，楼和楼之间有道路相通，可谓奢华踰制。唐朝实行封闭的坊里制，到了晚上就关闭坊门，街道宵禁。但是新兴进士群体不以为意，为了便于夜晚活动，就在坊和坊之间的街道上方建起连廊。中宗上台之后，皇后韦氏也想效仿武则天称帝，所以她的两个女儿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都非常跋扈，而长宁公主是一个典型的追求甲第的人。长宁公主的宅第在崇仁坊，营造之初，就把高士廉的宅子和左金吾卫的营房拆了，用拆下来的上等木料建成了三重楼。唐朝木建筑建构中，三重楼是相当大的规制。宅第所在的崇仁坊也是唐朝最热闹的一个坊，西边挨着太极宫，门口是进士放榜的地方，所以考进士的举子大多住在崇仁坊，方便夜里去看榜；东南边是东市，商品琳琅满目，买东西非常方便；南边是唐朝的red district（红灯区）——平康坊。崇仁坊又是唐朝各地进奏院所在地，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各种消息汇集于此，人员往来十分频繁。崇仁坊还是唐朝长安城唱戏等文娱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自然热闹非凡。

谈到唐朝人的住宅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记载是《两京新记》中的一段话：朱雀门街东安仁坊“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句话延伸开来，足够写一篇大文章了，为什么呢？这反映的是唐朝社会风尚已经从门第转到甲第，甲第已经变成长安城的一种时尚观念。“京城美之”，家有甲第，京城人才会称赞。韦述为什么说刘延景家和王昕家是亲王外家？来看下面这幅系谱图：

睿宗肃明皇后是刘延景女儿，而刘延景就是上面提到的赠尚书左仆射，等于是睿宗的老丈人。刘延景的母亲是平寿县主，出身皇室，丈夫叫刘德威。刘德威的一个兄弟叫刘德敏，女儿嫁给了裴炎。裴炎是高宗时期的宰相，因坚决反对武则天登基而被杖杀，侄子裴伷先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发配边疆。刘德敏和刘德威的父亲就是刘子将。最近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就提到了刘德敏，他是贞观时期的沙州刺史，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把长安的画卷像《历代帝王图》带到了敦煌。在系谱另一半，我们可以看到：肃明皇后生宁王李宪，也就是玄宗的大哥，史称“让皇帝”。睿宗德妃王氏是王美畅的女儿，生下薛王李业之后去世了。睿宗当时还是相王，就又娶了德妃的妹妹王芳媚。王芳媚的一个兄弟就是上面提到的汝州刺史王昕。所以，韦述提到的刘延景、王昕都是亲王外家是这么来的，身世相当显赫，其宅第受到时人称赞，“京城美之”。关于汝州刺史王昕，又有史料记载：“汝州刺史王昕园，引永安渠为池，弥亘顷亩，竹木环布，荷荇丛秀。”长安是平地上营建的新城，城市用水主要来自城中的几条水渠。从敦煌发现的《水部式》残卷来看，当时长安的城市用水有严格的规定。只有王昕这样的显贵家族才敢引永安渠的水来灌注自家的池子，其他人是没有可能做这种事的。

有关甲第的记载，唐诗中也有体现。

戎昱《赠别张驸马》：

上元年中长安陌，见君朝下欲归宅。

飞龙骑马三十匹，玉勒雕鞍照初日。

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

从奴斜抱敕赐锦，双双蹙出金麒麟。

天子爱婿皇后弟，独步明时负权势。

一身扈跸承殊泽，甲第朱门耸高戟。

凤凰楼上伴吹箫，鹦鹉杯中醉留客。

“甲第朱门耸高戟”描述的是甲第门前高戟耸立的情形。主人公是皇帝的爱婿皇后的弟弟，“独步明时负权势”，因此得以继承门泽，宅第门前才耸立高戟。唐朝门前立戟颇有讲究，以官品定立戟数量，有立一的，有立三的，有立五的，品级越高立戟越多。唐朝长安城有张姓三兄弟，门前皆立戟，这在长安城更是不得了的，所以是立戟的高门。

晚唐的时候，阿拉伯商人到了长安，也都惊奇于一幢幢高楼、一座座甲第。当时，阿拉伯人经由海上到达唐朝，从广府一直到长安，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物，所以在一些史料里，哪怕是很短的一段话，他们都提到了这件事。这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876年来到长安的巴士拉商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ab），在向他的同乡描绘长安朱雀大街的东面时说的话：“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潺潺的流水，葱郁的树木，鳞次栉比的甲第，构成了外国人眼中的长安城市的符号和象征。

图12：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净土世界，是长安甲第的缩影。

晚唐以后，特别是唐末黄巢之乱，长安城遭到毁灭，一些大宅第也纷纷迁往洛阳。如今，我们已经看不到长安城的地上建筑，只能在长安墓葬，像懿德太子墓的壁画里看到一些宫阙图像。但是，真正能够反映长安城面貌的是敦煌壁画。所以梁思成先生最初研究唐代建筑史，用的就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画的是佛教的世界，但是画工参照的母本是从长安传过去的画样。而长安画家所画建筑图像，实际上都是长安的城市建筑，比如这幅净土的世界（图12）。在壁画中，如果一座城画有五道门，那么这幅画画的绝对是长安城，而且画的是长安的正门。若是敦煌这样的小城市，只能画一个门洞，不可能有三个或者五个的。在唐人眼中，最好的楼一定是长安的楼，所以关于净土世界的佛教壁画里，美轮美奂的高楼一定是长安的。

四、行时尚：市民的游玩与郊游

唐朝的长安，就像今天社会发达以后，人们都非常注重游玩。游玩是一种消费，城市必须有消费才能发展，没有消费，整个城市就停滞不动了。我研究长安，最主要的目的是考察一个中古时代的封闭城市如何演变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城市，像宋代汴梁、杭州这种类型的城市。

唐朝的长安城是被封闭在一个一个坊里，坊里又有一个一个大的宅第，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长宁公主宅。《两京新记》称：“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韦庶人数游于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年号为名（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这样的宅第，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以韦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倒台以后，长宁公主也受到牵连，“随夫为外官”。这座宅第本来要出卖的，光是木料石材就值两千万，这还不包括里面的山池别馆，结果后来变成道观了。中宗上台以后，命名为景龙观。因为皇帝和百官曾经在长宁公主宅宴饮唱和，通过所作的应制诗，其他人看到了宅第里的一些情形：雕梁画栋，有山有水，有楼有阁，漂亮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人进去看过。一旦变成景龙观，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向社会开放以后，文人墨客就争相而入，到里面去游玩赏乐。苏颋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在《景龙观送裴士曹》一诗中说到：

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

池旁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

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

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

“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就是说昔日公主的宅第如今变成了道观。王府和公主宅第变成寺院和道观，由封闭转为向社会开放，扩大了唐朝的公共空间，成为文人官僚的活动场所。一些文人官僚要通宵达旦地饮酒、唱和游玩，一般的宅子活动空间有限，也不能在大街上“游赏”，唯独可以进行的地方就是道观或者佛寺。

唐朝长安的城市空间非常大，以城中朱雀大街为界，分为街西和街东。街西住的主要是从北周长安城搬来的官人。高宗因为有风疾，也就是风湿病，要住在高处，所以在地势较高的龙首原“头部”位置修建了大明宫。上世纪80年代以前，站在大明宫遗址的台阶上可以远望整个西安城，如果大明宫还在的话，宫殿上层的视野会更开阔。现在西安城高楼林立，已经看不到城市全貌了。唐玄宗的宅第没人住之后，变成了兴庆宫，也就是今天西安交大旁边的兴庆宫公园所在的位置。其实，原来的兴庆宫比现在的兴庆宫公园要大得多。大明宫和兴庆宫建立之后，就占据了整个长安城的东北角，成为当时长安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大量的官人、贵族、宦官和禁军将领纷纷抢占东北角这块住宅地。比如说白居易，他没钱的时候住在城西，居住环境很差，交往也没有多少高人，等到他成为拾遗官之后，就在新昌坊买了宅第。新昌坊最有名的地方是青龙寺，也就是空海留学的地方。青龙寺地势较高，现在如果骑自行车或者坐车经过会发现要上一个坡。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的时候说，唐朝长安城有六个高坡，因为是龙兴之地，一定要镇住，就在这六个高坡上修造了官府、寺庙和皇宫。其中一个高坡，就是用青龙寺来镇的。新昌坊除青龙寺可供游玩以外，坊内还有竹林、流水，而且南面就是乐游原和曲江池，因此成为文人官僚游玩的聚集区，实际上也是整个长安城的游览区。唐朝有很多诗讲到乐游原、曲江池，比如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关于行的时尚，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贵族狩猎。像今天欧洲贵族喜欢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冒险一样，唐朝长安的贵族也有类似的风尚。唐朝的贵族崇尚什么活动呢？就是狩猎。贵族狩猎追求刺激，往往带一种猎豹。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对唐朝的猎豹有过专门研究。这种猎豹叫奇塔豹，是北非阿拉伯沙漠里的一种猫科动物。它是短距离内跑得最快的陆地动物，但是缺乏耐力。唐朝长安的猎豹由胡人进贡，因为身上有斑点，在史书里面又叫文豹。唐朝的禁苑在长安城北，距离皇宫较远，猎豹因为没有耐力，去打猎时要驮在背后，

图13：西安唐墓出土胡人带猎豹俑

到了狩猎区才放下来。猎豹爪子很尖，为了防止抓伤马，往往要在马背上铺上小毯（图13）。除了猎豹，贵族打猎还带猞猁。猞猁没有猎豹跑得快，但是可以爬高，也是贵族的打猎利器。在金乡县主墓曾出土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图14），这表明唐朝也有女性带着猞猁或者猎豹去打猎的情形，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图14：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

本文由杭州文史研究会根据2018年4月10日在浙江省图书馆的讲演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