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8年10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馆长玛丽安娜·雅尔荻兹女士访问克孜尔石窟。在雅尔荻兹馆长到来之前，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霍旭初研究员带领研究室成员彭杰、台来提·乌布利和我，一边翻拍德国出版物中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照片，并装进相册；一边带领我们上洞窟核对这些壁画所出的洞窟和原位。雅 ...

1998年10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前身）馆长玛丽安娜·雅尔荻兹女士访问克孜尔石窟。在雅尔荻兹馆长到来之前，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霍旭初研究员带领研究室成员彭杰、台来提·乌布利和我，一边翻拍德国出版物中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照片，并装进相册；一边带领我们上洞窟核对这些壁画所出的洞窟和原位。雅尔荻兹馆长在克孜尔停留了18天。在考察石窟的过程中，当她看到霍老师拿着相册给她指明第171窟的“善爱乾闼婆王皈依”被错误地归位到第13窟时，这位馆长感到非常震惊。也许在她的脑海中，克孜尔这个偏僻山沟里可能只有守护者，所以在她途经乌鲁木齐时，将300多张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黑白照片赠送给了新疆博物馆。她没想到的是，在克孜尔居然还有这么一支由两代人组成的研究队伍。雅尔荻兹馆长面对壁画被揭取一空的第83窟时，用英语大声说了一句：“可耻！”当然，这句话是针对切割、剥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和巴图斯而言的。

从那时起，要追寻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念头就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底。

2000年8月，我参加了敦煌研究院组织召开的“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会议规模庞大，代表人数众多，很多参会者没有被安排发言，我也是其中之一。当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得知我报告的题目是《敦煌藏经洞发现后的又一部伤心史——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与原位考证》时，他认为这个内容非常重要，立即把他的发言时段让给了我。发言完毕，除了荣教授外，我还得到了与会的柴剑虹等前辈学者的肯定与鼓励。

2002年9月，我跟随霍老师参加了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报告的题目是《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位核证》，这是生平第一次用蹩脚的英语在学术研讨会讲台上发言，台下的霍老师和荣教授都为我竖起了大拇指。会后，霍老师和我留在柏林一周。由于基金会只提供研讨会期间的费用，不再支付这一周的住宿费用，受王丁先生的邀请，霍老师借宿在他的家里，我则暂住在雅尔荻兹馆长家。每天清晨，美丽优雅的雅尔荻兹馆长驾车带着我去博物馆上班，而霍老师则由王丁先生接送。我们在博物馆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大致了解了德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情况。

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再次到德国柏林，系统地调查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为此，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申请学习德语的名额。连续申请两年，最终获得了机会。2004年1月至2005年1月，我在上海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进修了一年德语。自2005年起至 2009年，我连续五年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申请访问学者及西部计划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0年，我终于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派遣，但此时德语中级证书已经过期，我必须再次进修德语。2011年春季，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又进修了四个月的德语中级课程。

由于我爱人杨军涛是现役军人，双方父母因身体原因都无法照顾女儿，因此，我必须要带天瑜一同去德国，但天瑜的申请被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拒签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馆长出面，最终办妥了天瑜赴德国的签证。2012年2月28日，我带着五岁半的天瑜来到德国，开始了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为期一年的访学任务，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2009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更名为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

2012年赵莉女士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文物库房调查馆藏的新疆文物

回想在柏林的工作和生活，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到柏林后，看到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那么多珍贵的新疆文物，仅限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调查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了。在亚洲部负责人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博士帮我把天瑜安顿到博物馆附近的幼儿园后，我便调整了工作任务，即调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所有新疆文物。由于目标过大，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文物库房从事测量、拍摄和文字记录工作，心理压力太大了。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下，我开始连续失眠，但白天的繁重工作必须要硬撑，即使服用安眠药，每天睡眠也不足两小时，严重时彻夜不眠。面对海量的资料信息，我越着急，神情越发恍惚，精力不能集中，工作效率极低。在柏林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濒死感紧紧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一天晚上临睡前，我叮嘱天瑜：“如果明天早晨妈妈醒不过来了，你就给Lilla 阿姨打电话，让她把你接走。”不谙世事、惊恐万分的天瑜紧紧地抱着我，大声哭喊道：“妈妈、妈妈，你得先把我送回国，你才能死呀！”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必须要回国治疗了。8月底，我们回到乌鲁木齐。我住进了自治区中医院的精神科，我不能接受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的事实，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我去做啊 ! 出院时，我的状态有所好转，医生给我开了半年的帕罗西汀。20天的假期很快就到了，在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天瑜蒙着被子，嚎啕大哭，不断呼喊：“爸爸呀爸爸，你一定要来柏林看我们呀！”尽管天瑜内心不愿意跟着我再去柏林，但懂事的她又不得不跟我走。在北京机场，天瑜和她爸爸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直到看不到对方为止。由于语言障碍，天瑜在柏林的幼儿园里很孤独。放学回家，更加无聊。我每天从博物馆下班回来，要整理白天收集的大量资料。此外，我还承担着国内的课题和项目。天瑜每次出去在院子里待不到两三分钟，就跑回到房间，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趴在我的背上，苦苦哀求，让我陪她出去玩会儿，但回回都遭到拒绝，因为我手头有大量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天瑜的泪水似乎还在嗒嗒不停地滴在我的背上，冰凉冰凉的，我好残忍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争分夺秒地收集整理该馆收藏的新疆文物资料。鲁克思馆长和毕丽兰非常认可并支持我的工作，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百年不遇，怎么能就此放过呢？

帕罗西汀有很多副作用，因此在返回柏林一周后，我把一大包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我下狠心要从心理上战胜抑郁症，任重而道远，我必须要勇敢、坚强地活下去。

2012年12月初，天瑜爸爸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柏林。原来，送走我们后，他就直接申请退役了。于是，我有了得力助手。他在文物库房帮我拍摄照片，我测量尺寸并记录文物状态，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放学后，天瑜也有人陪伴了。天瑜的口语和听力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突然就能开口说德语了，而且还成为了我们的小翻译。在访学期间，我不仅完成了新疆壁画等珍贵文物资料的收集，而且还促成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完成了该馆收藏的几百件吐鲁番出土纺织品的拍摄工作，这批资料的编撰出版工作正在进行中。所拍摄的新疆文物档案卡片，在我回国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龟兹供养人 彩绘泥塑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赵莉摄于2012年

2013年2月底访学任务结束了，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乌鲁木齐。但是，柏林那边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文化厅申请延期5个月，继续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调查、核实新疆文物。2013年3月底，我和天瑜再次返回柏林。5月底，我和天瑜从柏林出发到达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彼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Borisovich Piotrovsky）院士安排东方部的叶甫盖尼（Evgeny Alexandrovich Kiy）博士到机场接我。我爱人从乌鲁木齐出发，我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合，一起调查了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新疆文物。当我们在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修复中心的文物库房工作时，天瑜乖巧地坐在我们旁边，自娱自乐，玩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从不干扰我们。当普切林（Nicolai Georgievich Pchelin）带着我们在博物馆内小库房调查吐鲁番壁画等文物时，天瑜就由萨玛秀克（Kira Fedorovna Samosyuk）教授照顾。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不愧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里面就像迷宫一样。每天中午，萨玛秀克带着我们一家三口穿过不同的展厅前往博物馆餐厅用餐，我们一直在刷她的工作餐卡。临走时，我要把我们三人两周的午餐费一并给萨玛秀克，她却坚持不收。第一周工作结束后，馆长派了一辆车，安排博物馆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陪我们去波罗的海岸边，参观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的彼得大帝夏宫。文物保管员普切林待我们如一位憨厚老实的大哥，我便以开玩笑的口吻称他为“苏联老大哥”。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说：“我妈妈说‘赵莉是谁？赵莉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定要帮助她’。”普切林的母亲鲁多娃（M. L. Rudova）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资深研究员，我们曾在敦煌和吐鲁番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相识、相知。2016年7月底，当我第二次来到圣彼得堡时，正在休假期间的普切林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返回博物馆，帮我办理相关手续，并带我们前往郊区修复中心，去拍摄文物库房的新疆壁画。每当回忆往事，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像寻找自家丢失的孩子一样，从不放过任何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线索和信息。漂洋过海、远渡重洋，在国外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度过了无数个令人心碎又兴奋的日子，痛并快乐着。我非常幸运地成为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调查、整理与复原研究者。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纽约、东京和首尔，多少回我小心翼翼地测量、记录、拍摄这些保存在异国他乡博物馆里的精美壁画，无数次谨小慎微地捧起一块块壁画残片 , 这一片片可都是我们的国之瑰宝，是恢复克孜尔石窟壁画原貌的线索。

几十个寒来暑往，在克孜尔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测量、核对、拍摄，已数不清来来回回多少趟。在壁画千疮百孔的洞窟里，甚至被剥离殆尽的裸窟中，我常常一坐就是半天，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每当一块块壁画归位时，困扰我多年的一个个谜团便随之烟消云散了，心情豁然开朗，有时我在梦中都能笑醒。

在调查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路上我并不孤独，自始至终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以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驻俄公使衔文化参赞张中华女士给予我工作和生活上的诸多关照，没齿难忘。

龟兹王族供养人 克孜尔石窟第8窟右甬道外侧壁 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赵莉摄于2012年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鲁克思馆长非常理解我调查流失海外新疆文物的迫切心情和特殊情结，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支持，使我在柏林期间的工作非常顺利。毕丽兰女士在生活中给予我和天瑜无微不至的关心，工作中则对我鼎力相助。每每想起这些，都令我感动不已。时至今日，只要我需要任何资料，毕丽兰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帮我查阅，并在第一时间发送给我。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期间，我还得到了负责档案管理的德莱雅（Caren Dreyer）博士、文物库房保管员布什曼（Ines Buschmann ）女士、文物保护技师尕普史（Toralf Gabsch）先生，柏林自由大学的莫妮卡（Monika Zin）教授、桧山智美（Satomi Hiyama）博士和伊内斯（Ines Konczak-Nagel）博士的很多帮助。

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前后两次调查期间，萨玛秀克教授和普切林先生都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才使我顺利完成了考察和合作谈判工作。此外，要特别感谢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美术馆、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和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无偿提供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高清图片。在我们访问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期间，负责亚洲文物的金惠瑗（Kim Haewon）博士给予极大帮助。在此，对上述国外同行的帮助与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3年赵莉女士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物库房调查馆藏的新疆文物

2013年赵莉女士及其女儿杨天瑜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物库房

举哀比丘 克孜尔石窟第178窟后甬道前壁 现藏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国立博物馆 赵莉摄于2013年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木岛龙康教授亲自前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帮我拍摄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我的老朋友名古屋大学的中川原育子女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各种资料。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李琛妍（Sonya Lee）教授给我提供了自己拍摄的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照片。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工程局的古迹修复建筑师丁晓龄女士（Hsiao-Ling Ting）帮我联络美国几家博物馆，交涉有关克孜尔石窟壁画图片的版权事宜。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张建宇教授帮我核对美国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相关信息，并提供部分高质量的图片。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杨波、庞健等都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生米育萱帮我校对文稿。他们都为能参与其中而倍感荣幸。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老师多年来一直关注流失海外新疆文物的调查工作，并给予我很多鼓励和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商务数码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的所有同仁，尤其是张晓迁总经理，在技术及道义上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的学术眼光和高远站位令我敬佩，王剑编审以及陈元棪编辑给予我很大的忍耐与宽容，书稿一拖再拖，总是不能完结。张雨婷等编辑积极联络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各大博物馆，申请图片版权。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段军老师，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为这套书的排版加班加点，不厌其烦地改了一版又一版。在此一并致谢。

克孜尔石窟第178窟主室

克孜尔石窟第179窟主室券顶

从立项到出版历经五年，《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终于要付梓出版了。此时 , 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1998年开始关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到本书的完成 , 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事、同学和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 是你们为我撑起了一片天空 , 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由于我长期在克孜尔工作，另一半又是军人，也常常不着家。母亲一个人帮我们把孩子带到了五岁半，由于操劳过度，精神压力过大，在2012年我出国前，母亲已经身患多种疾病，多次住院。在我出国期间，母亲给家人一再交代，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千万不要通知我。母亲认为她的女儿在给国家做重要的事情，不能因为她而耽误工作。母亲没有上过学，所识的字连同自己的名字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十个。在母亲身上，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识字并不代表有文化。

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为，然而却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此生足矣。

2020年秋季 于克孜尔石窟

【特别说明】

赵莉 著.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12: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