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5年，埋藏着丰富文化宝藏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又陆续出土了一批属于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文书，同时也征集到一些新出土的文书，两者相加，约有三四百件。目前，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单位合作，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①，正在整理这批新出吐鲁番文献。

有图一　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004TAM408:17)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于大谷文书的整理，池田温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对于 1959～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以及陈国灿先生对于英藏吐鲁番文献、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的整理，沙知先生对英藏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等等，为今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工作模式。不论从文书性质的确定，还是文字的校录，我们都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②、《中国古代籍帐研究》③、《吐鲁番出土文书》④、《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⑤、《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⑥、《大谷文书集成》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⑧等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帮助，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

图二　张祖墓出土《随葬衣物疏》 （97TSYM1:5背）

图三　《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97TSYM1:5正）

图四　阚氏高昌王国写本《易杂占》(97TSYM1:13-5)

图五　阚氏高昌写本历日草稿（97TSYM1:13-4背）

图六　唐调露二年（680年）东都尚书省吏部符(2004TBM207:1)

由于大多数墓葬经过盗扰，所以新出土的文书比较零碎，无法和 1959～1975年间出土的文书相比。但它们除了出自阿斯塔那墓地外，还有出自高昌城东北巴达木墓地、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墓地、吐鲁番市东郊苏公塔东北2公里处的木纳尔墓地以及交河故城等处，也有一些文书和过去所见吐鲁番文书的类型或内容方面都有所不同。目前，我们的整理工作还在继续，希望尽快出版图版与录文合一的对照本，将最新的资料提供给学界。这里只是简要地介绍这批新出文献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图七　唐“东都尚书吏部之印”

一　高昌郡时期

高昌郡时代的文书不多。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号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随葬衣物疏》（编号2004TAM408:17），属于一位名叫令狐阿婢的女子（图一），登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高昌郡时期吐鲁番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408号墓墓室不大，可是这份《随葬衣物疏》记载的内容却比较丰富，可惜的是墓葬已被盗掘破坏，随葬品不全，但还是有不少资料可以对比。吐鲁番文物局已经发表了这座墓葬的简报，并附有这篇《衣物疏》的录文⑨，但文字有误。现将重新校录的文字适录于下：

1　故绛结发一枚故落（绩）结发一枚故瑄叉（钗）一枚

2　故练绛结发三枚故绀（绩）结发一枚故银叉（钗）六枚

3　故练覆面二枚故著体衫一枚故帛大裈一［枚］

4　故绀（绩）延一枚⑩故帛小裈一枚故绛袴(11)一领

5　故手中黄糸（丝）三两铜钱别（捌）故两当一领故绢衫一领

6　故帬（裙）一领故绛缯袄一领故绯襦一领

7　故绛沙（纱）襦一领故紫碧帬（裙）一领故（练）二丈□

8　故绯碧帬（裙）一领故絮二斤故绢被一领

9　故银川（钏）六枚故红粉囊一枚故手抓 （爪）囊二枚

10　故银环九指故怀右（袖）囊三枚故铜镜一枚

11　故蹹臼（囊？）一枚

12　故碧紫绯審（枕）一枚故帛袜一枚故丝□一枚

13　故兔豪百十五束故黄金十斤故蹹麴囊一枚

14　故匹白（帛）百匹故白珠二枚

15　右蒪钟妻令狐阿婢随身杂衣物凡

16　种

值得提到的是，408号墓北壁绘有一幅墓主人夫妇庄园图，反映了高昌郡时期当地富有人家的日常生活景象(12)，并可以和《随葬衣物疏》相印证。

图八　粟特文残片(2004TBM107:3-2)

二　阚氏高昌王国时期

公元460年，柔然杀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阚氏虽然开始了“高昌王国”的新纪元，但由于阚氏为柔然所立，故采用柔然受罗部真可汗的“永康”纪年。据《魏书·蠕蠕传》，永康元年为北魏和平五年（464年），岁在甲辰。但据清末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卷十题记，永康五年岁在庚戌（470年），王树枏据此推算永康元年应岁在丙午，为公元466年(13)，学界多遵从此说(14)。根据新出资料，我们也同意这一看法。

过去有关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很少，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有永康十七年（482年）残文书，同墓出土的其他文书，可能也属于永康年间(15)。但总的来说，有关阚氏高昌王国的史料很少，使得这一时段的许多问题无法弄清(16)。

1997年清理的洋海1号墓(97TSYM1)，为我们认识阚氏高昌王国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此墓主人名张祖，其墓表写在一块木板上，文字不够清楚，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大概由于张祖的官人身份，而他又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

张祖墓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只有4行文字 （图二），非常简略，而且是用一件契券的背面书写的，所以上面还有属于契券的文字“合同文”三个大字的左半边。正面的契券文书（图三），可以定名为《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编号97TSYM1:5），是张祖用“行百三拾柒匹”，从一位粟特人康阿丑那里买一个年三十的胡奴的契券(17)。这件文书既说明了张祖生活的时代在永康十二年前后，同时也证明了进入高昌的粟特人及其贩运奴隶的事实(18)。这件契券也是这座墓中留存的唯一一条明确的纪年文书，为我们判定同墓其他文书的年代提供了根据。

张祖大概与当时高昌国的税役衙门有关，或许当时的城主有着征税派役的职责，在他的墓里，出土了一批百姓供物、差役的帐历，如“某人薪供鄢耆王（有时写作耆鄢王）”、“某人致苜宿”、“某人致高宁苜蓿”、“某人薪入内”、“某人薪付某人供”、“某人烧炭”。是阚氏高昌时期难得的收税和派役的材料。

同墓出土的一件永康九年、十年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提供了当时高昌送往迎来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镇出人出马的记录。这件文书反映了阚氏高昌对外交往的情况，往来使者有从南朝来的吴客，从塔里木盆地西南沿来的子合国使，还有从遥远的南亚次大陆来的乌苌使和婆罗门使者，为这一时期的东西交往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而这件文书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高昌王国早期的郡县设置问题(19)。

张祖同时也是当地一个颇有学识的文人，在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一面写某家的《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似乎都是现已失传的古书。既然两面抄写的都是典籍，则应是作为书籍陪葬的，那么这个写本一定是张祖生前所读之书了。另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相对于一般的吐鲁番文书而言是比较长的卷子，大约有三张纸的篇幅保存下来，内容是有关易杂占的（图四），或许可以填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和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某些空白(20)。占卜书的背面，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图五），虽然内容不多，但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的资料(21)。

张祖墓出土的这组典籍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问题。《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佚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典籍本身及其传播的历史。

另外，在征集的文书里，有一组从纸鞋上拆出的若干残片，可以缀合成一件计赀纳丝的帐历，而据同一纸鞋拆出的文书所留存的残字，推测这一鞋纸的文字也是永康年间阚氏高昌时代的文书，参考朱雷先生关于北凉计赀文书的研究(22)，可以对高昌国时代的赋役制度有进一步的了解。

三　麴氏高昌王国时期

新发现的文书中，属于麴氏高昌时期的文书相对来讲不多。2004年发掘的巴达木245号墓出有一件《高昌延寿九年六月十日□在得衣物疏》(2004TBM245:1)。其他文书中还有一些帐历、僧尼籍、遗嘱分书等。

此外，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家坟院，总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如《延昌三十年（590年）十二月□十八日康□钵墓表》、《延昌三—十三年（593年）三月□□（日）康蜜乃墓表》、《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二十八日康众僧墓表》，但这里比较潮湿，墓中没有文书留存下来(23)。在巴达木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来，如《延昌十四年（574年）二月二十一日康虏奴墓表》 (2004TBM201:1)、《延昌十四年（574年）二月二十三日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2004TBM202:1)、《延寿七年（630年）十二月廿四日康浮面墓志》 (2004TBM212:1)。木纳尔墓地也有高昌墓志出土，如《延和八年（609年）五月壬辰张容子墓表》 (2005TMM3:1)、《延寿四年（627年）宋佛住墓表》(2004TMM2:2)、《延寿九年（632年）宋佛住妻张氏墓表》(2004TMM2:1)等。这些墓志对于高昌卫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来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资料(24)。

四　唐西州时期

和已经刊布的吐鲁番文书一样，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属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级衙门的官文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内容涉及官制、田制、赋役制、兵制等方面；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则可以看作是研究官员生活、百姓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材料。其中也有一些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的材料。

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书(2004TBM113:6-1)，钤有“高昌县之印”，文书登记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诵经名数，年代为龙朔二年（662年）。据新近公布的天一阁藏《唐令·杂令》的相关条目(25)，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所著录的内容较令文规定为详，异常珍贵。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现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26)。

吐鲁番巴达木207号墓中，出土了一些有关考课和铨选的文书，其中包括调露二年（680年）从东都尚书省吏部发下来的统计诸州阙员的文书（2004TBM207:1，图六），钤有“东都尚书吏部之印”，为过去所未见，异常珍贵(27)（图七）。据《资治通鉴》，这一年唐高宗一直在东都洛阳及其附近的离宫中，所以文书用“东都尚书吏部之印”来发送文书。同墓还有一些文书，涉及西州官府一些官员的乖僻、负犯等事的调查文案，应当也和考课有关。

巴达木207号墓还有一些残片，登录“晚牙到”的官吏名字。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若干件《更薄（簿）》，是高昌县各乡夜间在官府内值班的名籍，按日期记录每夜当值的各乡里正和典狱的名字。这些资料补充了唐代地方官吏当值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施情况。

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了一些非常零碎的文书残片，经过仔细拼接，获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两组文书，都是西州折冲府低级将官申清让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后有长官批文。虽然文书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关键的词汇却得以重新解释唐朝府兵“番上”的内涵(28)。

还有一件与唐朝制度有关的文书不能不提，即交河故城一所唐代寺院遗址发现的残片 (2002TJI:042)，据考内容是有关中央十六卫将军袍服制度的规定，而此抄本很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五年《礼部式》残卷(29)。唐代的律令格式文书非常珍贵，说明虽然有关中央十六卫将领的袍服规定与西州地方社会毫无关系，但作为唐朝的令式仍然要颁布到边远的城镇。这件文书后来废弃，被寺院的僧人当作废纸，在背面绘制了佛教图像。

在这批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些我们很感兴趣的有关西域史的材料。有一组文书残片，从上下文来看，大概是西州都督府奉唐朝尚书省转达的敕令，派人往金满州都督府，安排哥逻禄部落返回大漠都督府，但哥逻禄部落因被贼破散，所以困难重重。文书中还提到“某某州刺吏沙陀某氏”、“处半达官”、“哥逻禄咄俟斤”等突厥官人姓名。文书的年代大概是龙朔三年（663年）。有趣的是，巴达木第107号墓出土了一件粟特文残片（2004TBM107:3-2，图八），据吉田丰教授的转写，上面也提到了“哥逻禄”部，年代也是龙朔三年(30)，其上所钤官印，我们释读出为“金满都督府之印”，金满州屡次见于新出汉文文书。因此，我们怀疑这组新征集的有关哥逻禄的文书也应来自巴达木，或许就出自巴达木107号墓。

按，哥逻禄即“葛逻禄”，又作“歌逻禄”、“歌罗禄”等。据《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哥逻禄属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贞观二十二年内属，居庭州(31)。唐太宗去世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贺鲁起兵反叛唐朝，据有西域，并进击庭州。唐朝数次调遣唐军以及燕然都护府所统回纥兵讨击贺鲁，直到显庆三年（658年）才彻底打败贺鲁，西突厥汗国破灭，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原西突厥汗国的属部和属国，都逐渐成为唐朝羁縻州府(32)。

据新出文书有“金满州”的称呼，又有“金满都督府之印”，加上文书中有“元年十一月”、“今年三月”等字样，所述史事应当发生在龙朔元年到龙朔三年，反映的大概正是安辑原本属于阿史那贺鲁的破散哥逻禄部返回原本游牧地的一些具体过程。这支破散的哥逻禄部落属于唐朝设置的大漠都督府，其民众应当是属于三姓哥逻禄中的炽俟部(33)。

在阿斯塔那395号墓中，出土了三件户主名籍，一些户主的名字是列在“金山道行”或“疏勒道行”的后面，应是西域行军时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的一次临时杂差科的征钱名籍。我们知道，在大谷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刊布的材料中，也有涉及金山道行军和疏勒道行军的记录，有的也同时出现在一件文书上，据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年（714年）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金山道和疏勒道分别是唐朝在垂拱元年（685年）和垂拱二年（686年）派往西域的行军。其时吐蕃大军进攻西域，唐朝命令拔安西四镇，并派兵往碎叶 （金山道）和疏勒（疏勒道）救援(34)。其战事激烈，除了已经见到的文书所提到的从西州发白丁往前线外，现在又有文书证明当时还按户征纳钱以助军需(35)。

文书中还有一组残片是唐西州交河郡客馆往来使者的记录，按日条记使者的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其中有关于中亚“宁远国”使者的珍贵记录。唐时宁远国，即汉之大宛，位于锡尔河中游的费而干纳(Ferghana)盆地。据《新唐书·宁远传》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将原本音译的国名“拔汗那”改成“宁远”这一富有寓意的国名，并“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这是唐朝与中亚诸胡唯一一次和亲，这一系列举动也说明宁远国与唐朝关系之密切。文书中有一条记“宁远国王男屋磨等”，恰好在《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条》记有：“天宝八载（749年）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36)史籍和文书两相对应，可以证明史籍和文书所记就是同一位宁远王子，根据文书所反映内容，年代应为天宝十载。

最后，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同时也发现了高昌王国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37)。另外，还有从唐朝官府颁下的《永淳三年（683年）历日》，这件历日是台藏塔出土的，原本已经撕成碎纸条，但保存了唐代官方颁布的正式历本的格式，并钤有官印，所以非常珍贵(38)。

附记　文中所引新获吐鲁番文书和墓志录文、缀合等，皆属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集体研究成果。本文完成后，又蒙小组成员讨论、指正，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组长为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组员有张永兵、汤士华、朱玉麒、史睿、张铭心、雷闻、余欣、毕波、王媛媛、裴成国、陈昊、文欣。

②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二、第三，法藏馆，1959～1960年。

③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9年。

④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1～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

⑤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⑦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三卷，法藏馆，1984～2003年。

⑧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①②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

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李肖、张永兵执笔）《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墓清理简报》第 1～12页，《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⑩第4行“延”，疑为“尖”，参看《吐鲁番出土文书》壹，第3页（一，2行“绀尖”）。

(11)原写作“裈”，后改为“袴”。

(12)李肖《吐鲁番新出壁画“庄园生活图”简介》第 126～127页，封底，《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3)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一，23叶。此卷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

(14)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88～89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1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壹册，第116～ 127页。

(16)参看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266～281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柳方《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一文，录出这件契券的文章，并对年代、格式、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做了分析，文载《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2～126页。但个别文字和标点与我们的录文略有不同。

(18)荣新江《新出トゥルファソ文书に见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6～8页，《环东ァジァ研究センタ－年报》第1号，新澙大学，2006年3月。

(19)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同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

(21)陈昊《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文书年代考释》，同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

(22)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1～2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清理简报》第1～14页，《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4)参看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第10～11页，《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又《新出トゥルファン文书に见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8～11页。

(25)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杂令〉复原研究》第108页，《文史》2006年第3辑。

(26)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原本》，《文物》本期。

(27)史睿《吐鲁番出土唐调露二年东都尚书吏部符考释》，同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

(28)孟宪实《唐代府兵“番上”新解》，“唐代与丝绸之路——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8月26～28日。

(29)雷闻《吐鲁番新出土唐开元〈礼部式〉残卷考释》，《文物》本期。

(30)2006年1月31日荣新江与吉田丰教授往来电子邮件。

(31)《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第5179、5186页，中华书局，1975年。

(32)同(31)，第5186～5187页。

(33)见上引荣新江《新出トゥルファン文书に见ぇるソゾドと突厥》，第11～12页。

(34)参看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396～43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年。

(35)文欣《吐鲁番新出唐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同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

(36)《宋本册府元龟》第3853页，中华书局，1989年。

(37)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佚诗习字残片》，《文物》本期。

(38)陈昊《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文书研究》，同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