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综述

蒋超年 刘兵兵 周静 杨谊时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和交汇之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重镇——张掖，不仅是内亚东部南北东西的十字路口，也是现代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随着近年来黑水国遗址保护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西城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开展，为我们研究早期丝绸之路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对丝绸之路的内涵丰富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的研究课题，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由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州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甘州区文物管理局、甘州区黑水国遗址保护管理所、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协办的“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8月9日-13日在甘肃张掖召开。来自德国、日本及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地方文博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张掖市委常委、甘州区委书记成广平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张顺、张掖市人民政府市长谢又生出席会议并作了会议发言。

▲开幕式

▲成广平主持

▲白云翔致辞

▲张顺致辞

▲谢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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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致辞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在致辞中讲到，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无论从学术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都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两个重大课题，考古学界更是如此。一方面，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之路、商贸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在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另一方面，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无论是绿洲丝绸之路还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都是汉武帝时期真正开通的。于是，丝绸之路研究尤其是开辟和形成阶段的研究，就与秦汉文明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次以丝绸之路和秦汉文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把丝绸之路放到整个秦汉文明之中观察、思考和审视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张掖的甘州作为河西走廊上的一颗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流的重镇。黑水国等遗址的发掘表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随着汉武帝时期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张掖郡的设置，这里更是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流的重镇，后来历代依然如是。此次会议的召开，对甘州的文化遗产事业乃至整个文化建设事业，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甘肃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张顺在致辞中指出，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传承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和建设丝绸之路文化带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踞咽喉之地，自张骞凿空，开辟河西孔道，张掖便成为连接中原、沟通西域的重要桥梁，是中原汉族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联系和团结的纽带，是河西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掖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境内史前至历史时期遗存完整多样。近年来，西城驿冶金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开展，揭开了距今4000年前后河西走廊地区冶金生产技术和使用流通的历史面貌，对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技术发展过程研究和区域冶金格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深化河西走廊早期丝绸之路文明及东西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为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的课题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张掖市人民政府市长谢又生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在张掖召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学习、宣传和推广张掖文化资源的重大契机，对增强四个自信、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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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崇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国科分别作了题为“汉匈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铜冶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主题报告。

　　高崇文教授在“汉匈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报告中，首先梳理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历程。通过文献典籍，考证了传说时代中原与北部各部族、商王朝与北部各族、东周列国与匈奴及秦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其次，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出土器物和简牍资料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进行了论述举证。认为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保证了丝绸之路的正常通行。最后，重点讲述了汉匈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通过内蒙古河套地区、凉城、宁夏、甘肃东北部区域、甘肃东南部、河西走廊东部区域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比分析了东周时期北部各民族文化，认为先秦时期，匈奴还没有进入河西走廊地区，至西汉时期，汉匈才开始在河西走廊一带的争夺，居延、敦煌等地所出汉简正好可以印证。对西汉时期匈奴墓葬和东汉时期南匈奴墓葬的分析表明，东汉王朝将南匈奴八部安置在北部边郡一带，与汉民杂居，促进了汉匈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匈奴文化逐渐汉化，已融入到统一的汉文化大系之中。

▲高崇文教授作主题报告

　　陈国科副研究员在“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铜冶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报告中，通过对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环境、考古学文化谱系以及大量早期铜器的发现等介绍，引出开展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遗址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必要性，进而介绍了项目的进展与收获。调查已确定铜器出土地点、铜冶炼遗址和铜采矿遗址等与早期冶金密切相关的遗址30余处，并对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遗址和张掖西城驿遗址开展了发掘，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方法相融合，对河西走廊早期铜冶金面貌进行了系统揭示。总结概括了河西走廊早期铜冶金的技术发展和文化特点，将河西走廊早期铜器分为三个时期，并通过对单刃铜刀、圆板具钮铜镜等的来源分析对河西走廊早期铜器的区域性创新进行了探讨。认为在甘肃地区早期冶金发展中，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是冶金技术的最先和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主要是通过与这支人群在不同阶段的接触和交流获取并广泛传播了冶金产品或冶金技术，从而对中国其他区域早期冶金技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继而提出了河西走廊冶金区的概念，并将其置于整个欧亚大陆冶铜术起源与传播宏观视域下进行比较，认为需要重新认识我国早期冶金在世界冶金史中的位置。

▲陈国科副研究员作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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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讨论

　　分组讨论分科技考古、秦汉考古和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三个主题进行。

（一）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小组讨论内容涉及同位素分析、科技检测、冶金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

　　1.同位素分析

　　董惟妙“食谱中反映的内亚地区早期东西方交流证据 ——以哈密盆地为例”，通过柳树沟遗址、亚尔墓地和艾斯克霞尔南墓地三个遗址出土人骨的同位素测试，揭示哈密盆地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探讨其反映的生业模式和社会构成信息，并对古代居民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对策进行了解读。张雪莲“西安市阎良区秦汉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墓葬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讨论了二号古城人群的主食及肉类食物的食用程度，认为中原地区汉代之前人群主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粟黍仍然为主食；汉代开始，主食组成实际发生改变，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并对麦类作物的传播及传播方向进行了探讨。

　　2.科技检测

　　杨谊时“河西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人类冶金活动的元素化学记录”，通过对新石器晚期-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剖面元素进行地球化学分析，将河西走廊新石器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冶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元素含量峰值表明，河西走廊地区4200-2100BP经历了冶金技术的出现、发展、衰落的过程。丘志力“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玉料材质的无损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探讨”，通过西城驿遗址6件不同材质类型的玉器检测分析，确定西城驿遗址玉料并非来自马鬃山、敦煌古玉矿遗址、新疆和田及青海格尔木等地，暗示当地存在目前尚未被发现古玉矿的可能性。杨炯“透闪石质玉成矿机制细分及其对丝绸之路古玉器溯源的指示”，根据透闪石质玉成玉机制的不同，将透闪石质玉细分为热液交代成因和热液充填成因两种类型。认为不同成矿背景和成矿机制造成了透闪石质玉料宏观特征和微量元素上存在差异，是判读古代玉器玉料来源的关键。

　　3.冶金考古

　　李晓敏“双湾墓群沙井文化铜器的年代及制作技术研究”，推定双湾墓群铜器的年代上限可能在春秋中期，下限在战国中期以前。继承了河西走廊青铜时代早期铜器的合金特点，但受到了北方长城地带的影响。陈建立“新疆地区早期铁器的技术与年代研究的再思考”，从研究背景、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铁器情况、总结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新疆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定为公元前9世纪左右比较合适，块炼铁技术可能通过新疆和甘青地区传入中原，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特色十分鲜明，是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

　　4.动物考古

　　孙艳波“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对沙隆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其生业模式进行了探讨。

　　5.植物考古

　　王树芝“竖箜篌的本土化——以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箜篌木材分析为例”，从什么是箜篌为切入点，以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箜篌为样品，采用木材分析手段，探讨出土箜篌可能的生产地及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吴瑞静“河西走廊青铜时代农业研究-——西城驿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认为西城驿遗址的农业始终是以粟为主、黍次之的旱作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农作物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农业状况因时间、空间而存在差异，农业发展经历了由粟、黍旱作农业到农业多样化，再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中西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考古小组专家发言

（二）秦汉考古

　　秦汉考古小组根据讨论内容，可概括为秦汉遗址研究、墓葬研究、区域综合研究、器物研究及简牍研究等几个方面。

　　1.遗址研究

　　张建锋“大邑咸阳——秦都咸阳无城说补证”，通过考古收获、古文献及相关研究资料的梳理，指出秦时咸阳有宫，其外并未筑城，并认为秦都咸阳也可以称为大邑咸阳。魏坚“居延汉代烽燧的初步研究”，通过近年来对居延地区城址和烽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深入研究居延地区的历史、探讨当时的汉匈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高继习“西王母石室与东汉石祠”，通过对考古发现西王母石室与东汉石祠材料的梳理，结合古文献资料及与西方石砌神殿建筑结构的比较，认为西王母信仰来源于西方，由沿丝绸之路东传，甘青地区是必要中转站，比中土保留了更完整的信仰体系。

　　2.墓葬研究

　　朱连华“西安南郊北里王汉代积沙墓”，介绍了西安市新发现的两座汉代积沙墓，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西汉列侯级墓葬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柴怡“秦咸阳城周围中小型墓葬的新发现”，介绍了蒲家寨墓群、布里村墓群和岩村墓群的基本情况，这对研究秦咸阳城周围中小型秦墓墓地的分布、结构及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并对战国中晚期秦咸阳城周边秦人与六国移民墓葬分布提供新的参考。郭俊峰“2019济阳三官庙汉画像石墓群的考古发掘”，对济阳三官庙新近发掘出土的三座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情况进行了介绍。张寅“公元前1千纪新疆地区偏洞室墓葬形制的东传”，指出公元前1千纪，在新疆伊犁河谷地区的索墩布拉克文化、博格达山地区的苏贝希文化、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甘肃东部的东周西戎文化和内蒙古中部的东周林胡、楼烦及诸胡文化之中均发现有偏洞室墓葬。这些偏洞室墓葬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是新疆地区偏洞室墓葬形制东传的结果，表明了公元前1千纪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地区人群间存在着密切地往来。吴荭“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通过文献梳理及比较研究，对近年在河西地区发现墓葬中存在的鲜卑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其文化面貌并非单一的，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特征中附含着多种文化因素，其中草原游牧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刘兴林“河西汉晋壁画墓‘采桑图’考辨”，对河西汉晋壁画墓中“采桑图”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指出嘉峪关六号壁画墓中的特殊形态的树与桑有明显的区别，可能为野蚕放养中的移蚕图，说明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丝绸生产普遍有了蚕桑业，柞蚕放养技术亦有可能存在。方笑天“河西地区汉晋文化三题”，通过河西地区汉晋墓葬的时代及地域分布特征，提出河西汉晋文化是自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河西汉文化的来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除关中地区发挥长期且重要的影响外，太行山以东的山东、河北地区以及南阳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亦是河西地区汉文化的重要来源。现有的考古材料展现出河西地区存在汉晋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两种结构类型，与河西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刘超“徐州地区汉墓的改建与扩建”，对徐州地区中小型墓和王陵大墓的改建、扩建现象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秦汉考古小组专家发言

　　3.区域综合研究

　　区域综合研究以考古资料为切入点，结合古文献资料，涉及对某一区域政治制度、文化及人群的研究。雷安迪“越南中部的沙萤文化：精神背景以及华东地区起源的可能性”，对沙萤文化出土器物进行了分类，并于凌家滩玉器进行比对，指出了沙萤文化的文化因素和可能受到的影响。刘瑞“汉代南部疆域治理的考古学观察”，结合广州汉墓等考古资料，对汉南海郡在南越国和东汉时快速发展，而在西汉时却大为落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与汉在南部疆域治理中推行的“空其地”、“禁锢”和“促进”政策相关，并推行了“以霸王道杂之”的汉代帝王统治之术和“变”的政策有关。王子今“河西考古发现的汉代儿童生活史料”，通过文献资料，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对河西地区战争形势下的儿童命运、早期丝绸之路儿童生活画面、儿童用品、汉简中的“小儿军”、河西军人未成年家属及胡羌儿童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梳理。张合荣“贵州黔西南百越文化文化因素探析”，通过对以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分析，探讨了当时的族群文化交流，并于滇东南、岭南文化等比较，将其统合在大背景中进行综合考察。陈斌“两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两条交通要道的变迁——以城址、墓葬为视角的考古学观察”，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出土地图、文献及城址、墓葬资料，对两汉时期湘江上游地区的交通变迁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对变迁原因进行了说明。李培聪“滇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对发现的滇文化不同聚落遗址进行分析，认为滇文化是在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身特征明显。但仍需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努力构建滇文化聚落演变的发展谱系。

　　4.器物研究

　　张翠敏“汉代龙纹金带扣初步研究——以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为例”，对营城子出土的汉代龙纹金带扣制作工艺进行探讨，并对汉代龙纹金带扣的年代、类型、用途、产地以及墓主人身份地位等进行探讨。王青“山东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新莽度量衡铜器及其初步认识”，对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发掘出土的8件新莽时期的度量衡铜器进行了分析，这批铜器的出土为研究王莽复古改革和我国度量衡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郑建明“江南秦汉之际原始瓷的秦文化因素”，从器型特征、器物组合及施釉技术等方面对秦汉之际以浙江地区为核心出土的原始瓷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基本器型与本地战国以来的原始瓷差别巨大，而与秦墓中出土的泥质灰陶类器物非常接近，应该是对秦文化同类器物的仿制，其基本器物组合的出现，是受秦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秦汉大一统对江南地区文化的根本性影响。王方“汉墓仪仗所见汉代官吏服饰三则”，从汉代仪仗的考古出土材料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对汉仪仗服饰与职官服饰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尤其就仪仗首服冠、弁和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重点考察。洪石“汉代的酒具与宴饮”，通过考古出土器物，结合文献资料，按功能对汉代酒具进行了分类。结合出土宴饮图的分析，提出汉代社会上层宴饮活动比较频繁，中下层民众宴饮活动较少，宴饮图中常见樽、杯、勺的配套使用现象。这对于全面了解汉代历史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理解和规范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行为提供借鉴。李银德“论汉代的玉席”，介绍了汉代玉席的出土情况、材质及形制结构，并对其反映的丧葬制度进行了探讨。蒋志龙“晋宁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汉代封泥”，通过河泊所遗址新发现封泥的分析，对汉代中央王朝对滇地的管控有了新的认识。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分布的西界问题”，通过对现有铅釉陶器观点和西界定义问题的梳理，结合陶器实物，认为中国汉代低温铅釉陶器分布的西界已达新疆。王煜“重庆丰都东汉至蜀汉墓葬出土陶塑戴冠头像初探”，对墓葬时代、陶塑戴冠头像的形制与性质、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一方面与文化交流有关，另一方面与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陈徐玮“汉长安城云纹瓦当研究”，以类型学考察，对其进行了分期，总结归纳了汉长安城云纹瓦当的年代框架和时代特征。徐龙国“王莽钱范及铸钱遗址研究”，对王莽铸钱遗址、王莽钱范及分类、王莽铸钱技术、王莽钱范的官方标准版式、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赵德云“战国晚期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地域传统试探”，以蜻蜓眼式玻璃珠为切入点，对中国玻璃制造进行了分析。陈洪“关陇地区秦墓所出蜻蜓眼式珠浅析”，对关陇地区秦墓出土的蜻蜓眼式珠，蜻蜓眼式珠等料珠的用途及使用者的身份、性别和秦墓出土蜻蜓眼式珠的产地及相关问题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秦墓出土蜻蜓眼式珠的产地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黄娟“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新莽铸币考察”，梳理了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新莽铸币遗存的发现，并对北方长城沿线新莽铸币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边郡地区的货币关系是以军费开支为主，北方长城沿线的边郡铸钱应与屯田一样，是为缓解国家从内地向边郡输入全部物资所造成的财政压力。

　　5.简牍研究

　　简牍是河西汉晋遗址及墓葬中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遗物，对其研究对了解河西汉晋历史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意义。张俊民“马圈湾汉简校释之一”，对马圈湾汉简前61简中的十五处进行检讨，认为原释文存在问题，并进行了重新校释，指出若运用现代高清摄影技术，将全部马圈湾汉简重新整理也许不仅仅是释文的改进，一些隐晦的社会生活、制度、两关、丝绸之路等信息还会有新的发现。赵宠亮“再论西北汉简所见‘罢卒’”，认为一些学者在简牍释读与文献研究中将“罢卒”理解为“疲弱之卒”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与汉代戍卒瓜代的事实不符。吕健“简牍所见秦汉印章、封泥资料散论”，对已发表简牍资料进行梳理，重点考察秦汉时期“伪写印章”的处罚、“封毁”的应对方法及“行书”文书中传递中的具体规定等。

▲分组讨论现场

（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1.丝绸之路

　　高荣“汉代河西城市的商业贸易”，主要从“郡县城市的商业贸易”、“与周边羌胡之间的贸易”及“丝绸之路贸易”等方面具体阐述了汉代河西诸郡的贸易发展状况。同时，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的变化带来了河西诸郡商业贸易的发展。杨勇“从东南亚考古发现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介绍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重点通过分析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的相关遗存，揭示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郑国穆“阳关遗址考古调查项目工作成果”，从项目背景、工作方法及初步成果等方面阐述了几年来项目调查与试掘的主要收获，通过对双墩子北墩烽燧遗址进行小范围试掘，对研究汉代敦煌郡边塞防御体系及汉代边疆社会生活面貌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吴正科“张掖早期遗址调查主要发现和几点认识”，主要介绍和分析了黑水国遗址调查的主要收获，认为黑水国遗址所在区域作为黑河走廊腹地的地理节点，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刘振东“汉长安城与丝绸之路”，通过对汉长安城60余年考古工作的梳理，认为汉长安城是开辟丝绸之路的决策地和起点。根据史籍文献记载，汉长安城是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的中枢。蒋超年“武威亥母寺西夏洞窟考古发掘与收获”，介绍了武威亥母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对探讨西夏时期武威地区的佛教传布具有重要意义。姜宝莲“汉代丝绸之路与汉武帝货币改革——以汉代铸钱为中心”，主要介绍汉了武帝时期铸造或制作的重要货币，并从汉代青铜铸币五铢钱的铸造与影响、汉代“白金三品”的铸造与内涵、汉代黄金货币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行与铭文三个方面对汉代货币进行深入解读。这一时期货币是丝绸之路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观念是深刻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社会的重要物证。刘聪“丝路见证——徐州狮子楚王陵出土鸭嘴形流铜扁壶考略”，通过狮子山楚王陵中鸭嘴形流铜扁壶的出土情况、器物组合、器型特征等方面对其功能及使用方式进行探讨，认为其时代不晚于西汉早期，应与西域有一定关系，深受外来文化影响。刘尊志 “‘丝路’背景下汉代日常生活的考古学观察”，阐述了汉代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巨大影响。认为诸多外来因素逐渐融入汉文化整体发展之中，成为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并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2.东西文化交流

　　杨武站“从秦雍城遗址出土陶瓦件观察东西文化交流”，对雍城建筑材料的类别、使用及刻画符号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其与中亚及西方的相互联系。通过年代对比分析，表明在当时已形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秦小丽“海贝、象牙制品与鳄鱼板——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地域间交流”，介绍了中国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海贝、象牙制品与鳄鱼板的出土状况，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海贝、象牙制品和鳄鱼板的分布特征进行了梳理，重点探讨了海贝产地的可能性来源。富霞“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介绍了东南亚地区发现汉代铜镜遗址的情况，对越南北部汉式墓葬和泰国南部出土铜镜进行了数量统计，并对出土铜镜进行类别分析，体现了汉文化和本土沙莹文化的交流。梁云“中亚月氏文化构成因素的来源”，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中亚地区月氏文化的构成因素进行梳理，认为中亚月氏文化包含源自欧亚草原东段及中国西北地区的因素、源自萨尔马泰文化的因素、本地希腊化时期因素、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因素、南亚地区因素、匈奴文化因素、汉文化因素等七种不同文化因素。黄晓芬“从越南交趾郡治遗址的发掘成果看汉文化的传播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介绍了近年来在越南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主要收获，重点分析了“羸𨻻”古城，揭示了羸𨻻都市文化特点是由汉文化与本土东山文化交融并存发展而来。潘玲“中国境内月氏遗存初探”，对月氏遗存的认定进行了梳理，认为沙井文化是早期月氏的遗存，其年代下限可到战国晚期或秦代。分析指出战国时期的月氏遗存具有沙井文化的特征，具有因地域封闭而导致与外界交流不连续的特征。贾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金饰之外来文化因素分析”，通过狮子山楚王墓的介绍和分析，指出狮子山楚王墓金饰外来因素明显，对研究汉代中原与北方草原、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王小迎“扬州汉墓出土串饰所见外来文化因素与汉代广陵交通”，对扬州地区汉墓、合浦、长安地区汉墓出土串饰进行梳理分析，认为扬州汉墓出土串饰组件中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物件，与合浦、长安出土的较为近似。或可认为，从合浦向北、经长江至扬州的水路交通线路，早在汉时或就已经形成。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小组专家发言

　　分组讨论结束后，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此次会议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会的海内外代表就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秦汉考古和科技考古中的新发现和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秦汉文明的特质、丝绸之路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深化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的纽带作用，也进一步彰显了张掖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了张掖的文化影响力。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如下特点：一是参会人员质量高、范围广，既有国际学者也有国内学者，既有资深的研究人员也有年轻的学者，充分体现了秦汉考古与丝绸之路研究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深化。二是研讨会涉及的地理范围较广，从中国东北到南海、越南，从东海之滨到中亚，拓宽了研究视野。三是本次研讨会做到了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的充分融合，拓宽了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手段，提高了研究水平。四是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的研究内容既有宏观大视野的研究，也有具体遗址和墓葬的微观分析，既有对政治制度、度量衡制度和都城的研究，也有对汉代日常生活的研究。五是本次研讨会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如对中国冶金的起源和甘肃早期铜冶金技术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对月氏文化的探讨取得了新的突破。六是本次研讨会上许多年轻学者都有精彩的发言和真知灼见，说明年轻学者成长迅速，显现了这些领域研究发展的新希望。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辉总结发言

▲闭幕式

来源丨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